文化的这种“非普适性”充分说明了民族文化的主体性。折中“传播学派”与“进化学派”的文化史理论，民族文化始终处于本民族与外民族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纠缠之中。前者在当下涉及的就是文化的全球化问题，而后者则是文化的现代性问题。

　　二、全球化进程中国家权力的核心地位

　　对于当下民族文化的全球化问题，正如上文讨论的民族认同问题那样:文化的全球化过程往往充满了血腥的暴力与争斗，文化全球化既是这种争斗的原因，也是这种争斗的结果。在这个争斗的过程中走向前台的，在现代主要是“国家权力”。“国家权力”的一个重要的特征是自身利益的“排他性”。玛莎·费丽莫认为国家可以通过国际组织接受新的规范、价值和利益观念而社会化。国际体系是构成的、生成的，可以为行为体建立新的利益和价值。但是，从现实的国际政治现状来看，.在国家主义依然信奉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当下，通过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主导，形成公正、合理的国际社会恐怕还是一个遥远的理想。福柯的系谱学研究“就是要把知识当成权力运作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策略因素，深人揭示并解构各种科学言语或话语同权力之间的相互勾结关系。福柯反对对于科学话语的权力运作。他的权力系谱学的着力点就在于揭示这种知识同权力实际运作的紧密勾结关系，打碎两者之间的“神圣同盟”。民族文化与国家权力的种种紧密勾结关系是否如福柯所最终期望的被彻底地解构、达到民族文化的完全自由自在?一份题为《全球化与民族国家:后民族国家思维、文化界限与欧洲民族国家间的交流激荡》间的研究报告显示:目前，在欧洲的全球化运动陷人“民族国家面临日益强大的各种跨国势力，其功能则确已式微”的境地。呼声日起的反全球化运动使全球化运动日陷尴尬和被动。要点之一在于迄今为止，全球化运动只能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中执行，全球化运动无法在国家权力之外行动。因而，此前所幻想过的种种美妙的图景，诸如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全球化、政治力量实现最优化配置的政治全球化以及使各个民族文化获得最为充分的发展，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实现世界文化的共同繁荣等，都将由于国家权力这个藩篱而望洋兴叹。全球化绕不开国家权力，民族文化同样摆脱不了国家权力。现实地说，时至今日还没有找到一种途径，在国家权力之外进行全球化，或者让民族文化脱离开国家权力，自由发展。

　　可见，在当下的全球化运动中，全球化、民族文化和国家权力三者之间，国家权力始终处于核心地位。从当今世界各国的情况看，这种趋势日益加强。而彻底解构国家权力与民族文化之间的种种勾结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可以断言，只要列宁关于阶级、国家的论断还是一个现实，这样的解构永远不会实现。在此，福柯对权力理论的分析做出了较大贡献，即:“将权力从政治领域扩展到整个社会生活的实际网络中，尤其是集中分析权力同政治领域之外的知识话语、道德活动和人的主观精神活动的复杂关系。”以及福柯所意识到的，“权利问题并非纯粹的理论问题，而是同实际的宰制权的竞争，并同竞争过程中的策略运用密切相关。”

　　另一方面，在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上，近代以来对于“现代性”的混乱认识实际上正是这个问题纠缠不清的一个症结。“现代性”指涉一种对于传统的怀疑、拒斥和反叛的态度，其核心就是一种刚强不挠的叛逆精神。鲍德里亚认为，现代性是“一种独特的文明模式，它将自己与传统相对立，也就是说，与其一切先前的或传统的文化相对立。”而安东尼·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是一种后传统的秩序”闻。长久以来，对于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主要还是基于一种线性的单向度或双向度的承继关系，也就是常说的复古派、趋新派和辩证历史观。然而，当“现代性”介入以后，人们则开始面对一种三向度的复杂得多的局面。为什么呢?

　　我们记得福柯曾主张把“现代性”理解为某种特定的态度，即对于现实的某种关系的模式。这一点也与波特莱尔的观点颇为一致。长久以来，那种保守的历史观强调的是一种单向度的、线性的“时间观”，即把建立在“过去”基础上的“永恒”做为最高目标。波特莱尔一反传统的对于永恒的看法，强调一切基于瞬间，基于当下即时的那一刻。他认为出现在眼前的过渡性时刻是最珍贵和唯一的至宝。而离开瞬间，一切永恒都是虚假和毫无意义的。波特莱尔曾经把这种现代性的精神称为“昙花一现性”、“瞬时即变性”和“偶然突发性”。这种现代性精神在当下往往表现为对“流行”和“时尚”的顶礼膜拜风气。这种论调到了本雅明那里演化成“现时”这样一个美学、历史学和哲学的概念。认定只有在“现时”中才蕴含最完美的和‘救世主”的时间。

   无论福柯、波特莱尔或者本雅明的历史观以及这种历史观所负载的“现代性”观念是基于怎样的哲学、美学和历史学的背景，有一点是勿庸置疑的，即:在传统和现代之间，由于“现代性”的介人，人们改变了以往对于现实关系的模式。也就是说，对于当下历史，人们不再抱持某种一以贯之的态度，人们的眼光从“历时态”的追踪转为“共时态”的审视。历史由此不再被看作是川流不息的时间的长河，而是变为一个个时间片断的叠加。福柯把这些时间的片断理解为历史的“档案”。而对这些“档案的”研究就成为“知识考古学”。

    在此，我们无意确认福柯理论的是非曲直。对我们来说，颇有启发意义的是:福柯在确认这种现代性的当下瞬时性时，揭示出在导致当下现实快速变化、转瞬即逝的种种力量之中，权力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具体到我们一直讨论的民族文化问题，可以看出，民族文化的发展除了自身的继承，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之外，还有一个常被忽略确着实存在的因素—国家权力。国家权力以对国家现代化的诉求参与全球化，“现代性”成为国家权力竞逐全球化的一个“牵引力”。民族文化面临的现代性挑战，迫使民族文化参与全球化进程。在这一过程中，国家权力使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地位得到了确认。这种确认既确保了全球化进程中民族文化参与的主体性，又保证了各民族文化充分的自由度。“五四”以来，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一直处于悖论状态之中，一方面不遗余力地主张自由主义，另一方面又不遗余力地否定支撑自由主义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国由此面临的现代性困难之一，即在于恢复“五四”以来遭到破坏的传统文化。而这项历史任务必然仰赖于坚强的国家权力和崛起的国家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