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民族文化、国家权力与全球化(3)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1

  然而,全球化对国家主义的冲击也是显而易见的。以市场经济为旗帜,以公司利益为目标的经济全球化的一个愈益明显的结果,即是国家的经济利益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严重的两极分化,富国愈富,穷国愈穷。国家经济力的严重丧失,必然导致国家政治力衰弱。所以,全球化的过程必然演化为一场对国家权利的争夺战。当各个国家手持国家权利的利剑走到全球化的竞技场上时,全球化常常难以避免地演变为一场争取国家权利的斗争。

  三、民族文化、国家权力与全球化

    当全球化的历史快车隆隆地驶向新世纪的时刻,包裹在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每种文化以及不同的人群中间的“个体利益”毫不羞涩地横亘在它的面前。而全球化的一个主要的目标就是打破国家、种族和文化的界限,达到一种神圣般的大同理想。所以,全球化本身就隐含着一个深刻的矛盾。这个矛盾无法回避,因为全球化不可避免,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所以全球化踉踉跄跄,跌宕起伏。这个矛盾也无法消除,因为它缘自全球化本身。

    由于这样的原因,作为全球化的主体—各民族国家在顺应全球化趋势的同时,也就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国家利益和民族文化。在如火如茶的全球化激情渐趋平静的时候,他们骤然发现在国家利益、民族文化和全球化之间总是存在着时断时续、若隐若现的冲突。于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基于自己的国情、民情对于全球化各持己见,甚至是针锋相对。

   对全球化进程中民族文化和国家权力所扮演角色的分析,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在当下这样一个一超多强、弱肉强食的国际社会里,信息科技高度发达,地球村里的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角力都无法摆脱全球化行进的轨迹。实际上,民族国家的角力点不是如何抗拒全球化的进程,而是着眼于怎样使得全球化的进程更加符合自己民族国家的利益。这不仅关系到民族国家在未来全球化的进程中获取更大的优势,更重要的是,由于全球化自身的离心力作用,全球化总是趋向导致民族国家的两极分化。因此,民族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的角力争斗,事实上关系着民族国家的生死存亡。这是从我们上面的分析中得到的第一个启示。

  其次,借用福柯关于权力与知识的关系的研究结果,在我们分析当今世界全球化进程中,全球化、国家权力和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时,我们是否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

  第一,由于国家利益的存在,民族文化主要发挥着阻碍的作用,其原因在于国家权力和民族文化之间的根深蒂固的勾结关系,尽管福柯的权力系谱学对它进行了竭尽所能的解构与批判。另一方面,在全球化与国家权力之间,当国家权力在作为全球化的反对力量发挥作用的时候,由于“现代性”在民族文化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张力”,民族文化与国家权力之间的那种根深蒂固的勾结关系常常发生瞬时即变的转换,这种转换使得国家权力对于全球化的反作用时断时续,从而使全球化获得前进的空隙。

   第二,查验当今国际社会的全球化策略,大致可分有三类:一是一超。以美国的文化和价值观为核心的全球化策略。这是一种以充分实现美国的国家权利和文化价值为目标,竭力倡导一种完全彻底地摆脱民族国家束缚的无条件的全球化策略,是全球化的激进派。其背后的原因是美国企图利用自己超级的政治、经济实力,在全球化进程中获取压倒性优势。这种带有强烈的单边性的美国式的全球化策略一直被指控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二是多强。处于多强地位的世界大国,由于目前自己的政治、经济实力尚不足以与美国抗衡,普遍采取有保留、有选择的全球化策略。通过延缓全球化的进程,为自己国力的增长赢得足够的时间,从而使自己在全球化进程中处于有利的地位,是全球化的保守派。三是不结盟国家。由于他们国家的实力无论怎样也不能和大国抗衡,因此,激进还是保守对于他们毫无意义。他们无法依靠本国的实力制定有利于本国的全球化策略,只有靠联合多国,壮大实力,共同制定全球化策略,可以把他们称作联合参与派。但是,这些国家为了达到联合参与的目标,往往需要让出部分国家权力和民族利益,求同存异。因而,这种联合参与也常常是痛苦且不稳定的。

    纵观以上三种全球化策略,显而易见的是,对于制定全球化策略的民族国家说来,在考虑自己的根本利益的同时,还必须考虑自己民族国家的实力在全球化的角力中所处的位置。这可以看作是我们获得的第二个启示。

    显然,在这场以争取国家权利,维护民族文化为目标的全球化纷争中,各个国家必然凭借自己的政治、经济实力使全球化的进程朝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在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背后隐含着一种现实的国家利益。福柯的权力系谱学是基于对知识、政治和道德背后的权力的考查建构的。他看到长久以来人们认定的纯粹、自在的知识、财富和道德事实上并不存在。他的研究旨在“揭露权力和话语的辨证关系,揭露西方权力结构的特征及其主权统治的制度,不像传统政治哲学和传统思想家那样,把重点放在冠冕堂皇的权威性的哲学话语,诸如皇家御用知识分子的政权论和有关民主自由的各种高度理性化和高度逻辑化的哲学话语”。抛开福柯对国家中心主义的批判,他的确阐明了这样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即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策略的背后始终存在一种权力的运作。“人类社会中的任何时代,都没有过权力与知识各自独立存在、互不相干的时候。”切当这种权力的主体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时候,当这种权力所对应的知识主要是政治、经济和民族文化的时候,正如我们在当下世界全球化浪潮中所看到的,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的背后时隐时显着国家权力和民族文化的幽灵。全球化绝不在国家权力和民族文化之外,而当今世界的国家权力和民族文化也同样不会置于全球化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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