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泊者》由两条主线构成：一条是l9世纪中叶的教师罗云山，由广东飘洋过海来到澳洲的淘金矿工．在经历了诸多劫难后如候鸟般返回故乡；另一条是20世纪的澳洲华人西莫斯·欧阳，因出生和血缘而饱受歧视和排斥。在百无聊赖之际开始从旧纸堆里寻觅祖先的踪迹，却意外地发现了罗云山的生活。小说的主题之一是文化移植与生存错位，不管是罗云山还是西莫斯，都强烈地感受到了自己从原有的文化土壤中被连根拔起，却又始终无法在新的文化土壤中生根的痛苦。在白人的无端迫害下，华人连基本的生命保障都没有，更谈不上人格尊严。小说中一张针对华人的告示就是明证，它表明白人可以对华人“扯掉辫子；倒吊在矿井口；用绳子套住脖子，吊在马身后拖；烧掉帐篷；让他站在木桶上，把他的耳朵钉在树上”。在白人淘金工的眼里，华人几乎等同于动物，是次等的生命，他们可以对其为所欲为，包括使用这些令人发指的酷刑。在这样残酷的社会环境下，离乡背井的华人们根本无从实现幻想，他们在异域社会不是沦为奴隶，就是带着回国梦死去。通过罗云山的视角，卡斯特罗真实刻画了早期华人移民的漂泊不定、无处扎根的尴尬处境，更揭示了澳大利亚民族主义的狭隘性和危险性。德里达所说的向“绝对的、不知的、不知名的他者”提出邀约(2000：25)。然而此种邀约在罗云山的身上却无法成立，身为一位到澳洲淘金的华人．罗云山被告知身在澳洲，须放弃自己的习惯、语言或名字，恪守规则——白人的规则。制定规则的白人主宰接待的法则，成为接待的主人，也决定“来者”既非“客”，也非“主”，永远无法成为主人之命运。

　　但是这种传统民族主义对外来文化的敌视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身为华裔澳大利亚人的西莫斯也无法改变自己的“非主非客”人生境遇。西莫斯虽然出生于澳洲，有华人血统，但他自嘲对那些喜欢探究国籍的人来说，他“既是又不是”所谓的澳洲出生华人(Australianbom Chinese)，他相信自己本名应为“ShamOhYung”．却在孤儿院被爱尔兰神父改为爱尔兰名字“Seamus0’Young”．没任何证件证明他的身分。从名字上看，他是爱尔兰人；从肤色上看，他是华人；从公民权上看，他是澳洲人；结果是，他什么也不是，徒具r假J(sham)名。西莫斯黑发黄肤，眼小鼻塌，外表不折不扣是亚洲人。却有蓝色眼睛．学校里，他被视为异类。他不懂华语，唐人街“奇怪的语调”让他感到孤立，他承认自己犹如难民或浪民，头脑与心灵被错置。我不来自任何国家，也无法回归任何国家……是个无国籍的人(Castro：8-9)。一般人不把他当成是澳洲人。有一次应聘教师职位，西莫斯被要求做阅读试卷．之后才知道只有外国人才要做这类试卷。每当他进入一个新的学校或单位，他的名字、国籍及身份常被询问。正因为没有证件，国籍身份又无明确定位．西莫斯常被孤立或敌视。因而．“不过问身份”、“不需要任何证件”的绝对接待只是德里达针对当时世局混乱、文化冲突后所开的药方。现实却是对“异客”的排斥。因为没有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相貌。他在当代澳洲社会也是处处碰壁。在求职时。尽管他解释自己是澳大利亚人，雇主仍一厢情愿地认定他是中国人；在申请奖学金的阅读测试中，主考官们自然地期待他能说出一口流利的汉语；在养父母家，养母理所当然地为他准备米饭，认为他天生就喜欢米饭；这种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使得既不会说汉语．也不喜欢吃中国食物的西莫斯陷入了被社会遗弃的状态中。他精神上的不稳定性也与他拒绝将自己归类于某个种族或种族类别有关系。作为新一代移民，西莫斯无法在澳大利亚社会中找到自己的归属。他跟其祖先一样永远是“他者”．永远处于一个“外来者”的角色。正如德里达所说．接待陷入了一种“宾至如归”及“无法回家”的尴尬(2000：23)。

　　需要指出的是德里达告诉我们“绝对好客”和“永久和平”的不可能．并不意味着放弃对二者的向往和追求，而是要努力去实现“不可能之可能”，“以无条件的名义真正介入到好客的条件中去”。澳大利亚单一的民族主义决定了西莫斯只能在罗云山的日记中探索祖先的根源。在小说的末尾，西莫斯为了摆脱民族主义对他的困扰，“将自己融人人类的长河，在这个长河中，他以前从来不是它的一滴水。”通过西莫斯的改变，卡斯特罗似乎表达了一种超民族主义观念，即只有单一、正统的民族主义溶解在世界多元文化当中．国家才能真正地走向世界主义，因为“跨越国界、跨越国家类型、民族和本质的新的组合正在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