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三四十年代政治极度混乱，所以作家的创作环境也十分恶劣。作品不能触及当时的政治敏感话题，或以极端隐秘的方式来写，这样以“苟全性命于乱世”。这种政治局面是苏青创作的社会环境；而苏青自身也有诸多远离政治的创作因素。苏青生活在一个开通且受西洋文明熏陶的家庭，自小聪颖过人，尤擅言语。父亲事业失败是小康之家迅速坠入困顿。求学期间，经济困窘迫使她嫁为人妻。本想做一个贤妻良母的她,又遭到丈夫的遗弃。为了在大上海独立生存下去，她只能创作。在《关于我》中，苏青曾感叹说：“在三十年冬，夫妻不幸反目，连最低的生活费都拿不到，那时候大的孩子是七岁，小的尚在襁褓中，一家五口连娘姨在内都要我养，要在社会上找一个立锥之地，真是不容易啊。丈夫的回心转意迟迟不可期，而孩子的嗷嗷待哺的情形到是不容忽视，我只好投笔写稿了。”[20]在以后的人生旅途中，苏青柔弱的双肩始终担负着家庭家族的重担，苏青曾在《做编辑的滋味》、《浣锦集》、《自己的文章》中，坦诚地表明她从事写作的简单而无奈的经济原因，反复强调女性作家为人的艰难和烦恼，也一次又一次地将作家这一角色世俗化、平民化，将创作过程凡俗化、简单化、平民化。她说自己是个平凡的女人，也甘于平凡，她向往世俗生活，她曾与知己张爱玲谈及自己的“理想生活”——“丈夫要有男子气概，不是小白脸，……他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常常请客；……丈夫的职业性质是常常要有短期旅行的，那么家庭生活也不至于刻板无变化……”。[21]这样一种世俗女人的理想，她所熟悉的就是自己的家庭生活，不熟悉其他生活，写不出其他题材的作品。苏青在总结个人创作经历时说：“我的文章材料便仅限于家庭学校方面的了，就是偶尔涉及职业圈子，也不外乎报馆杂志社，电影戏剧界之累……”。她取材自我，放眼周遭，以俗常平凡的题材，表露其对平凡世界的感触和体验。

　　苏青充满着对女性生存境况的执着关怀，从而使个人心绪社会化，外化，将现世寻常人家的人生作为创作的中心题材，在中性话题，边境话题，“莫谈国事”的题材抒发个人的见解与智慧。她无明显的政治主张和信仰，她对生活，对社会充满热情，为人豪爽；在创作中，她偏重于生活中的琐事和杂事，是那种“说起来却不得闲，天天不知道在忙些什么的”小女人生活；她执着地反映普通女性生活中遭遇到的种种琐事，表达对生活状态的不满和愤慨。将“饮食，男女之大欲也”大胆改为“饮食男，女之大欲也”的苏青很清楚，大多数都市女性都缠身于平凡琐碎的日常生活中，脱不了柴米油盐的儿女情长，她注视着这些眼前的事，身边的人，心中的情，细致入微地将这些摄入到她的文学创作中。她主张文人要融入到读者中去，主张以常人地位说常人的话，举凡人生活之甘苦，名利的得失，爱情之变迁，事业之成败等等，均无不可谈，且谈之不厌。作为脱胎于市民阶层的文人，苏青爱挑拣自己所熟知的东西或事情来写，她认为这样写起来比较容易成功。苏青说过，她并不以写革命、写战争、写社会为重点题材，她坚信，恋爱婚姻、生老病死这一类颇为普遍的现象可以从无数个不同的观点来写，一辈子也写不完。“我相信一个人的欲望，若在最基本的饮食男女方面尚不能得到满足，则其精神之亟需向外发展是必然的，向外之道有多种，音乐美术文学等都是所谓艺术之途，其他当然有战争，还有别的。我的技能很少，会的只是动动笔头，因此在感情郁抑得不能不发泄时，就只好开始写些文章。” [22]她表现市民的趣味，从市民的生存境遇出发，包含百姓对人生的要求，思想的寄托和为人处世的原则，真实地反映出生活的本质。她写《生男与育女》、《科学育儿经验谈》、《拣奶妈》，她也写《夫妻吵架》、《做媳妇的经验》、《妇人之道》，她还写《夫妻打官司》、《论离婚》等，作品所涉及的圈子很窄，无非是饮食男女婚姻家庭等,但却实实在在是一幅幅市民的生活图画。可以说苏青的作品是以饮食男女婚姻家庭来规定她的写作领域，而在作品中传达出的也是一种价值观念上的世俗化。

　　四、  苏青作品个性

　　（一）  主流意识的缺失

　　苏青的成名既有必然性也有相当大的偶然性。上海的沦陷的政治环境给她带来了诸多的痛苦，但不可否认也给她的创作创造了一个相当自由的话语氛围，乱世乱中也打破了主流的意识与规则，苏青可以拥有自己极具个性的话语权力。政治对于文学的干涉与禁闭似乎没有给苏青带来很大的妨碍，她本来也是对政治没有多大兴趣的，她只喜欢选择自己极端熟悉的世俗生活来进行发挥创作，对自己陌生的领域似乎没有探讨的兴致。张爱玲与苏青似乎有着相同的文学主张，前者在《自己的文章》中写道:“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强调人生飞扬的一面，多少有点超人的气质。超人是生在一个时代里的。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虽然这种安稳常是不完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它存在于一切时代。它是人的神性，也可以说是妇人性。”[23]她们的作品都远离了时代，脱离了文学的主流，而着重描写一些永恒的人性。她的文学视野中只有凡俗中的男男女女，她也只喜欢从实际生活的角度对人生、人性进行细致而独到的剖析与批判。

　　追溯历史，“五四”时期是一个以个性解放为主潮的时期，这使许多女作家走上了文坛，当时她们创作也大都是从婚恋题材入手，写着理智与感情冲突的苦闷与感伤，也与苏青一样着力表现女性的命运和情感。当人们对文学史进行疏理，评论期间作家的时候，对于张爱玲苏青等的创作便自然不重视了，即便是撇开政治上的问题，他们依然找不到她们作品存在的价值与意义。而苏青笔下，女性己经从“女儿”过渡到了“女人”，从未婚的少女变成了已婚的少妇、孩子的妈妈。苏青作品中的女性更加成熟，性格更加完善，但苏青距离“五四”太遥远。在“五四”之后凝重的现实面前，女作家们早己从个人的婚恋与家庭中走了出来，逐渐把个人幸福追求中的悲观情绪转化为对革命的向往。例如，丁玲在当时己经告别了“幻灭时代”，完成了从个性主义向工农兵大众的革命之路的转变，写下了《韦护》和《一九三零年春上海》，萧红也创作出白己的代表作《生死场》。在这样的历史潮流中，苏青的凸现女性意识的创作便被隔离于主流之外了。

　　苏青似乎与社会主流一直存在着隔阂与矛盾，在上海抗战胜利后到新中国成立的几年间，她还能够在历史的夹缝中继续从事自己的文学活动，申请出版社，出版自己以前的旧作，还在1948年出版了自己的新作一一长篇小说《歧途佳人》。但到了建国以后，她便停止了文学创作活动，究其原因，我认为一个是因为苏青家庭的原因，丈夫李钦后去世后，抚养孩子的重担便落在她瘦弱的肩膀上，她不得不去找工作。但最重要的原因是苏青的作品失去了可以接受的社会大环境，她的对于女性意识及现代家庭的言说失去了读者，就如演员没有了观众，所以也就搁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