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太学与辟雍的关系　思想观念　大学教育

　　论文摘要：有关西汉太学设立的时间，自古及今争讼纷纭。本文认为，东汉以降太学、辟雍关系在思想观念上纠缠是造成分歧的根本原因。在东汉现实政治生活中，两者虽在目的、功能上有部分重叠，但地点上分离，各自拥有不可替代的功能；然而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两者却被混而为一，以辟雍指称太学。此观念对后世影响深远。太学与辟雍的分离，是教育日益显示其独立性的表现。
　　
　　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太学作为阐明五经要义、培养行政后备人员、实现儒家教化社会的重要机构，在两汉的政治社会生活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古往今来前圣先贤关注的焦点问题。但是从晋朝尚书郎晋灼在其《汉书集注》中根据天子在曲台行射礼而下了“西京无太学”的论断之后，围绕太学创建时间的问题聚讼纷纭，直到现代，学者们依然在此问题上纠缠不休，不能达成共识。姜维公博士在《汉代学制》一书中对此问题的古今争讼进行了总结并指出：争论的共同点是将有没有独立校舍作为汉代太学创建的重要标志。既然太学的设立有明确的标志，每种观点的论者都引经据典地论证，但为什么古往今来那么多学者殚思竭虑、严密论证依然没有定论?西汉有无太学的问题。在两汉时期并没有引起过任何的疑问，为什么后代反而在这个问题上会产生分歧?笔者认为：东汉以降，拥有各自独立地位的辟雍与太学在人们思想观念中的混淆并以辟雍指称太学，是晋灼作出论断以及古今聚讼的根本原因。
　　
　　一、两汉时期。现实政治生活中的辟雍与太学
　　
　　元朔五年(前124)丞相公孙弘、太常孔臧等根据武帝的诏书，提出建设太学的具体计划：“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官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常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汉武帝接受建议，西汉太学建立。西汉中后期，太学的规模和影响呈日益扩大之势。辟雍是周代的大学教育机构，作为追寻周代精神而起的机构是在西汉后期儒学全面向政治渗透的背景下被提上日程的。成帝时“丞相大司空奏请立辟雍，案行长安城南”，结果因成帝驾崩未能成行。平帝时王莽专政，于元始四年(公元4年)“莽奏起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舍万区，作市、常满仓，制度甚盛”。汉很快被王莽所篡，新朝国祚短暂，辟雍在西汉存在的时间很短。
　　东汉建立后，儒学在皇权的支持下落实到政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太学、辟雍很快在洛阳修建起来“建五五年，乃修起太学……中元元年，初建三雍”。太学和辟雍在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电子版《后汉书》中查询到辟雍出现69次，太学出现109次。我们知道，周的文化精神虽是汉政府效仿的对象，但是建立在家国合一，宗法血缘之上的礼乐制度已经消失在春秋战国的战火硝烟之中。适应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汉代文化建设虽重视礼乐文化传统，但内容和形态上都与周有本质的不同，这就决定汉代的大学“太学”与周代的大学“辟雍”有着本质的区别，表现在实际的运作中两者地点分离，两者各自具彼此不能替代的功能。
　　1　两者各自有独立的建筑。“光武初兴，愍其荒废，起太学博士舍、内外讲堂，诸生横巷，为海内所集。明帝时辟雍始成，欲毁太学，太尉赵熹以为太学、辟雍皆宜兼存，故并传至今”。这则史料明确地表明了在东汉。太学和辟雍是作为两个机构存在，各自有各自的建筑。太学先建成，辟雍后建，但是两者有着密切的关系。《后汉书·明帝纪》注释中引用《续汉志》的资料讲到在举行养老礼时的程序：三老、五更“皆齐于太学讲堂。其日乘舆先到辟雍礼殿，坐于东厢，遣使者安车迎三老、五更，天子迎于门屏”。太学和辟雍拥有各自的建筑，太学的标志建筑是讲堂，辟雍是礼殿，两者有一定距离，但是距离不会太远。考古的遗址发掘也证明了两者是互不统属的建筑：王仲殊《汉代考古概说》中绘制的东汉都城平面图上，两者在都城外东南方向，相临而建，辟雍在太学南。考古报告指出：“太学的遗址主要有两部分构成：一部分在辟雍之北，周围东西长约200米，南北宽约100米：另一部分在它的东北约100米处，南北长约200米，东西宽约150米。明堂和辟雍建于光武帝建武中元元年(56年)，在平城门和开阳门外约1000米处，辟雍在东，明堂在西，相距约150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