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魏晋以来，人们观念中的辟雍、太学
　　
　　魏晋以后，战乱频繁、典籍散乱，加上经学衰废、世族门阀制度兴起，辟雍和太学建制逐渐没有严格的区分，这一方面是东汉以来人们思想观念影响的结果，另一方面则强化了这一观念。《三国志·魏书》载齐王三次在辟雍行释奠之礼。西晋时两者分开，释奠大学，飨礼在辟雍。《太平御览》五百三十五引晋尚书大事太常王彪：“魏帝使有司释奠于辟雍，此是魏之大事，非晋书旧典。泰始元康，释奠大学，不在辟雍，泰始五年，二行飨礼，皆在辟雍，不在大学。是则释奠于大学，行飨于辟雍，有晋已行之准也。”两者在政治生活中结合非常紧密。1931年河南偃师县西晋太学遗址出土的《西晋辟雍碑》记载了晋武帝和太子先后五次I晦辟雍举行大射礼和乡饮酒礼，还记载皇帝考察学生、奖赏太学师生等事迹，碑阴为立碑的四百多名太学博士和学生的名字。从这通碑中，我们已经很难分辨两者的不同了。
　　南北朝以后，学校教育繁荣发展，辟雍建制缺失。唐朝归崇敬因辟雍礼阙，上疏请求重建旧制：“古天子学日辟雍……晋武帝临辟雍，行乡饮酒礼，别立国子学，以殊士庶。永嘉南迁，唯有国子学。隋大业中，更名国子监。今声明之盛，辟雍独阙，请以国子监为辟雍省”，百官们“皆以习俗久，制度难分明”为由，拒绝实施。直到宋徽宗崇宁元年辟雍重新营建，此时，辟雍已经完全是学校的建制，是接纳州学上舍生升舍的贡士之学，相对与京城内的太学称为外舍：“凡州学上舍生升舍，以其秋即贡入辟雍”。《选举志三》在后人的思想观念中，汉代辟雍即为太学的观念更加根深蒂固。元代马端林的《文献通考》中，辟雍被列在“学校”子目。他对有关辟雍的疑问已不能找到答案：“辟雍，王莽时方立之，武帝置博士弟子员，不过令其授学。而择其通艺者擢用之，未尝筑宫以居之也。…岂即辟雍?或另一所邪?”。之后，一些著名学者如王船山、戴震、黄以周、余嘉锡就此问题专门撰文对辟雍、太学的关系进行考辩。指出两者的区别。但在强大的习惯观念面前，他们的声音终是旷古之音，没有起到以正视听的效果。
　　
　　四、结论
　　
　　正是东汉以来人们在观念上将辟雍、太学混而为一，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以辟雍指代太学，才会有晋灼将辟雍拥有的射礼功能作为判断太学是否存在的标准。如果晋灼指的“太学”就是“太学”的话，这一论断只能是个伪命题，因为前提是错误。同时我们还应认识到，晋灼所说的西京无太学的“太学”，有指称“辟雍”之意，在晋时人们的观念中两者没有区别，这样晋灼之论也可以说是“西京无辟雍”。受此思想观念的影响，辟雍最显著特征即对空间面积的要求影响了后人对太学的判断。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原道》篇中指出：“教之为事，羲、轩以来，蓋已有之。观《易·大传》之所称述，则知圣人即身示法，因事立教，而未尝于敷政出治之外，别有所谓教法也。……治教无二，官师合一，岂有空言以存其私说哉?”三代时期，政教不分、政教合一。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原来混沌合一的社会要素不断发展增殖，其内部各方面逐渐显示出各自的内部法则和外部联系并成为相对独立的部分。原来附着于政治中的教育，在经过了春秋战国思想文化学术的发展以及士阶层的强大之后，逐渐显示出自己独立的特征，与政治逐渐分离“其后治学既分，不能合一，天也。官司守一时之掌故，经师传授受之章句，亦事之出于不得不然者也。”太学与辟雍的分离，正是教育显示其自身属性的表现。当然，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教育与政治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而造成概念上的混淆。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3]赵北城高崇文，秦汉考古[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
　　[4]陈寿，三国志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
　　[5]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6]赵翼，陔余丛考[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
　　[7]高文汉碑集释[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85
　　[8]杜佑撰，王保锦等点校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8
　　[9]王文锦，礼记译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1
　　[10]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1]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12]马端林，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3]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