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从普通话与方言的关系看上海方言的变化
　　
　　普通话是汉语的共同语，是国家的标准语。现代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本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1956）而对“方言”的定义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说法：英国语言学家R.哈特曼和F. 斯托克合编的《语言与语言学词典》将“dialect”定义为“一种语言的地区、时间或社会的变体，这些变体无论在发音，语法和词汇上与标准语都有不同。”（1981：99）这一定义为西方语言学界普遍接受。我国学者黄景湖（1987：1）认为，“方言是一种语言的地方变体，是共同语的分支。方言在一定的地域为全民服务，并作为低级形式服从于全民共同语的高级的标准语形式。”
　　（一）在上海方言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普通话和方言是相互影响相互借鉴的。
　　1.普通话中吸收了很多上海的方言词汇。
　　方言是普通话的源泉。上海方言有表达细腻，生动活泼的语言特点，大量吸收方言能丰富普通话的表达。一些很有特色的上海话，如“标致，便当，尴尬，像煞有介事，名堂，蹩脚”等已被吸收入普通话。
　　2.很多外来词通过上海方言传入了普通话。
　　一些外语词在上海登陆后，先被译作上海方言，后被吸收入普通话。比如：“沙发”（sofa）用普通话翻译应该是“梭发”，但上海话把“沙”读作“梭”，也就成了“沙发”。类似的例子还有Canada——加拿大，Butter——白脱，Gallon——加仑，beer——啤酒等。如果说上海是我国对外开放的一个窗口，上海方言便是沟通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对丰富汉语的语言表达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3.当今的上海方言有向普通话靠拢的趋势。
　　（二）从语言地位和语言认同功能角度解析普通话和方言之间的关系。
　　从语言学角度看，所有的语言及语言变体都是平等的，而事实上社会上对于不同语言变体的评价、认识和使用是不平等的，人可以赋予有影响力的变体更高的地位，语言有强势和弱势之分。普通话原本也是一种方言，在经过一定的标准化加工，并扩大它的使用范围之后，其语言地位上升为标准语，成为全民语言。而如今随着不同方言区人际交往的愈加密切，人们使用普通话的场合越来越多，普通话的地位日益提高。但这并不意味着上海话的地位在衰退。语言地位是由该地区的经济政治状态决定的，随着上海经济的不断发展，上海话作为强势方言的地位不会衰退。
　　社会语言学认为，语言具有认同功能，即使用同一种语言变体能使该言语社团的成员产生归属感。一方面，人作为一种社会性动物，无论何时都有一种归属的需要，而语言是实现这种归属的重要途径。一旦放弃了一个人所来自的那个群体的语言变体，他也就失去了与那个群体之间很重要的认同纽带。方言作为地方文化的载体之一承担着独特的社会功能，“是民系认同和身份认证的重要标志”，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游汝杰 2006：7）另一方面，随着外地人对上海的地方文化的逐渐认同，他们也有被认同，融入这个社团的需要，他们以及他们的后代也会有意识地接纳上海方言，从而促进了上海方言的发展。除非上海方言是完全封闭的，拒绝变化的，否则即使人口比例的改变，使用频率和场合的改变，都不可能使一种变体消亡。所消失的不过是旧的形式，旧的形式不断消失，新的形式又不断出现。上海话在变化，但不会消失。“上海是一个存在双重语言现象和双层语言现象的言语社区”，（游汝杰2006：4 ）“多种语言和方言的并存并用现象，是由它们的社会功能决定的，不是行政命令或人们的主观愿望所能左右的。正确的态度是让它们发挥各自的社会功能，并存并同，和谐发展。”（游汝杰2006：1）
　　由此可见，普通话和方言并非相互矛盾、水火不容，而是互相吸收、共同发展的。上海作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主要社会用语是普通话，而上海方言有其独特的文化价值及社会功能。上海方言地位没有下降，也不会消失。只有创造一个宽松的多语环境，让各种语言在相互接触、相互融合的过程中互取所长，才能真正发挥语言作为信息载体、交际工具的作用。
　　
　　结语
　　语言是一个约定俗成的习惯体系，语言的发展也是一个自我淘汰，自我选择的过程。一种方言是否有生命力要看它能否适应历史和时代转变的需要。任何企图消灭方言或采取行政措施推行方言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百年以来，上海方言大胆迎接各地方言及外来语的冲击和挑战，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如今上海方言的变化为语言学者们提供了丰富的语言材料，只有怀着宽容之心，树立动态开放的语言观，才能真正做到客观的观察，忠实的记录，细致的解释，从而探究语言发展变化之规律，努力营造多语并存和谐发展的语言环境。
　　
　　注释：
　　①摘自《新闻晚报》2006年2月27日
　　②摘自《新民晚报》2005年9月22日
　　③摘自《文汇报》2006年09月19日
　　④摘自《申江服务导报》2005年11月4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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