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 都江堰；汉碑

　　[论文摘要]2005年3月，都江堰渠首鱼嘴外江河床出土东汉石像2尊，石碑1通。石碑碑文约400余字，涉及东汉都江堰“监北江堋”的堰官姓名、上下级官吏姓名、职务、堰功活动，以及汉代经学、郡县建置、乡党孝悌等内容，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2005年3月，都江堰渠首鱼嘴外江河床新出土文物78件，内有东汉石像2尊、东汉碑刻1通。其中的汉碑标明立碑于“建安四年”。“建安”为东汉第13代献帝刘协年号，“建安四年”的干支纪年为“己卯”，为199年。这是一通完整的汉隶碑刻，是一篇从未见著录的、最新发现的、距今1808年前的、长约400余字原装汉代文献，实在难得。
　　汉碑包涵丰富的历史信息，尤其对研究都江堰的历史文化，有划时代的历史文化价值，需要考古、历史、水文、宗教、艺术等各学科的协同研究，才能尽其所用。2007年4月2日的“都江堰渠首石刻与水文化研讨会”上，向学术各界正式公布这批资料，是迈开多学科协作研讨的第一步，笔者愿先就汉碑的碑目等做一点肤浅的考察，求教于诸位专家学者，共同切磋。
　　此碑现仅见到碑首、穿眼、碑身三部分。碑身字体为规整的隶书，波磔分明、蚕头燕尾、方正流利。首行22字，碑文14行，行27—29字，应有400余字(4147)，但因破损渤灭，可识别者约354字，此碑既是为郭择、赵汜两人“勒石纪行，刊示后贤，以劝为善”的，依例可定名为《郭择赵汜碑》。
　　我国汉代的石刻文字存世不多。西汉的石刻文字有拓本可见者约十余种，如曲阜孔庙所藏的五凤二年《鲁孝王刻石》等。
　　东汉时石刻文字有所增加，可分为4类：(a)摩崖较著名的约十余种，多数是通道记，如《石门颂》、《西狭颂》等。(b)碑刻包括残石在内，已发现300余通。可分为墓碑、祠庙碑、纪念碑、记事碑等，歌颂怀念前人一直是碑文主流，故《初学记》称：“碑，所以悲往事也。”(c)石经的镌刻始见于东汉，如西安碑林的《熹平石经》。(d)画像题刻。东汉时崇尚厚葬，墓内多刻画像，有的有石刻文字，著名的如山东孝堂山与武梁祠画像石，河南南阳画像石等。准此，都江堰《郭择赵汜碑》应属第(b)类，属于歌颂怀念前人“德行”的纪念碑，或纪事碑。
　　四川的汉代石刻碑志，据《四川文物志》著录有30通，加上2000年芦山新出土的《赵仪碑》，加上都江堰新出土的这通《郭择赵汜碑》，应共计32通。
　　都江堰的汉代石刻文字，已著录的计有《蚕崖碑》、《三处阁石刻》、《李冰石像铭刻》、《怀君石刻》，加上这通《郭择赵汜碑》共计5通。其它4通的情况如下：
　　《蚕崖碑》原石在紫坪铺岷江岸边，隶书29字：“建平五年六月郫五官掾范功平石工叀殳徒要本长什五丈贾二万五千。”这是西汉哀帝时(公元前2年)的通道石刻，可惜原石、拓本均已佚。宋《隶续》、《舆地碑记目》有著录，明《古刻丛抄》认为是摩崖石刻。
　　《三处阁石刻》原石在紫坪铺西50里，文日“攻此石省三处阁直钱万二千永元六年”，这是东汉和帝时(94年)的摩崖通道石刻，可惜也已佚，明《古刻丛抄》著录(林向按：此石刻拟作《省三处阁石刻》为宜)。
　　《李冰石像铭刻》，1974年也是在都江堰渠首河床发现园雕李冰石像，胸前隶书刻“故蜀郡李府君讳冰”，右袖刻“建宁元年闰月戊申朔廿五日都水掾”，左袖刻“尹龙长陈壹造三神石人珍水万世焉”。建宁东汉灵帝年号，其元年为168年，镌刻的时间比新出的《郭择赵汜碑》早30年。
　　《怀君石刻》，清咸丰年间在青城山发现的残石2块，仅存字8行，行7字，邓少琴《益部汉隶集录》曾据拓片双钩著录。新编《青城山志》释文：“为怀君皆下要公进而口作自古以口固去而立……冷风。”仍不能通读。
　　可见，都江堰地区是汉代石刻文字的富集之地，内容都有关乎成都平原的水利与通道。故把都江堰看成是天府之国的命脉和交通的管钥，恐不为过。
　　此《郭择赵汜碑》的首行据会议提供的文本隶定为：“建安四年正月中旬故监北江场太守守史郭择赵汜碑。”其中“场”与“汜”两字，我以为可以商榷。
　　先说“汜”字，明显是从“水”、从“巳”而不从“巳”，故不能释为“汜”字，只能释为“汜”字。而且它的字形与汉《孔彪碑》及北魏《司马显姿墓志》的“汜”字的字形相同，即可证其不谬。故而是“赵汜”而非“赵汜”明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