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择赵汜碑》“场”字，从“土”、从“山”、从“匆(朋)”；汉代《桐柏庙碑》与北魏《解伯达造像》的“场”，却从“土”、从“易”，与今隶楷书同(图三)。可见两者的字形显然不同，故《郭择赵汜碑》的这个字是不能释“场”的。
　　我们再来看《郭择赵汜碑》的这个字。左偏旁从“土”，汉隶习惯在“土”的右侧加点；右偏旁上从“山”，也是清楚的；右偏旁下的字形近“匆”，我以为乃“朋”字由篆变隶的变体。请看秦、汉时留下的“朋”字字形，特别是与之时间更近的三国时的“朋”字(图四)。可见，《郭择赵汜碑》的这个字确实是从“土”、从“山”、从“朋”的“堋”或“塴”字。而不是从“土”、从“易”的“场”字。十分清楚。
　　这一字之差关系重大，试申其说。若释为“场”，于史无征。查东汉并无“场”的建置，据《续汉志·百官志》记载：地方行政建置有州、郡、属国；县、道；乡、亭、里等名目。而且遍查《汉书》、《后汉书》均不见有“场”这一级的建置。因此若认为需要由郡守的属官“守史”来“监”守这个“北江场”，实在是不知从何说起。
　　若释为“堋”，则于史有据。据《华阳国志·蜀志》载：“(李)冰乃壅江作堋，郫江捡江，别支流，双过(成都)郡下，以行舟船。”《水经注·江水》更载明“作堋”的史实：“李冰作大堰于此，壅江作塴，塴有左右口，谓之湔塴，江人郫江、捡江以行舟……俗谓之都安大堰，亦日湔堰，又谓之金缇。左思蜀都赋云：西逾金陧者也。”《太平寰宇记》载：“李冰壅江作堋，蜀人谓堰为堋。郫江、捡江即下成都二江，谓之北江、南江者也。”
　　这个“北江堋”是都江堰渠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每年岁修任务繁重，故需由蜀郡太守派出其属官“守史”来“监北江堋”。由此碑可见：郭择、赵汜实乃两位不见于经传的东汉时期的监守都江堰的堰官，这真是千年以后新暴的一大新闻也。
　　我们既释为“北江堋”，再来重读碑文，就能通顺达意了。如碑文日：“择汜受任监作北江堋，堋在百京之首，冬寒凉傈，争时错作……”京，高岗也，《尔雅·释丘》：“绝高谓之京。”北江堋地处高岗之地，故“冬寒凉傈”，不利冬修，所以郭、赵两位堰官才会提出要“争时错作”。此事还引来蜀郡都尉高靖的亲临督察，事体重大，高还带来“都水郭苟、任南、杜斯”等郡水利官员。碑文记其事：“陈留高君下车，闵伤黎庶，民以谷食为本，以堋口作……”这个“陈留高君”正是东汉献帝建安时任蜀郡都尉的陈留高靖，事见《续汉志·百官志》。另外，汉末高靖之孙高柔曾到蜀郡来迎其丧，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事见《三国志·魏志·高柔传》。据《续汉志·百官志》记载：“边郡往往置都尉，稍有分县治民比郡。”又说：“景帝时更名都尉，有时不置太守，并职于都尉，比二千石。”所以，当时都江堰渠首江北堋的事务正该蜀郡都尉高靖主管，“监北江堋”的郭择、赵汜乃其责任下属也。
　　那么为什么碑文会称“太守守史郭择、赵汜”呢?这是因为，一则《续汉志·百官志》载：“每郡置太守一人，二千石，丞一人，郡当边戌者，丞为长史。”下属为“史”，故可称“太守守史”。二则，既然都尉比2000石，从西汉开始有时还不设郡守，并职于都尉。所以，都尉的下属也同样可称“太守守史”。
　　在都尉督导后，经郭择、赵汜的努力，堋功告成，碑文日：“择、汜以身帅下，志……作……旬日之顷，堋口竞就备毕。”于是属下们以为“宜建碑表”。郭、赵之下属“时堋吏李安、傅阳，作者赵口卿、郑口、口口、彦口、苏子邛、定卿、杨叔财等百余人，报服恩施……出家钱勒石纪行，刊示后贤，以劝为善”，这就是立碑的缘起。
　　原来如此，立此碑是为都江堰渠首北江堋的堰功事，以留示继任官员的。前面碑文所说的：“择、汜体履仁义，结发修善”，“轻财重义，乡党所称”，“兄弟和雍”等等，无非是表功前的铺垫，犹如后代流行的“德才兼备”之类的褒辞耳。
　　综上所述，(1)东汉《郭择赵汜碑》是一件最早直接记述都江堰堰史的珍贵文物。它的发现是继《李冰造像铭刻》后，又一次重大考古发现。同时，也向人们揭示都江堰地下还会有更多惊人的考古新发现。
　　(2)此碑的发现，第一次公布了东汉时期“监北江堋”的堰官姓名郭择和赵汜，以及他们的上下级官吏的姓名、职务，记述了他们有关堰功的活动。为世界文化遗产都江堰的历史填补了空白。
　　(3)此碑提供了巴蜀地区东汉末年极珍贵的有关社会历史信息，如有关于汉代经学史、郡县建制、乡党孝悌、刑狱幽厄……等等，有待于进一步的多学科协作发掘。我们正翘足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