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锡圭先生则主张依从传统的说法，他在《文字学概要》中写到：“《史籀篇》应如汉人所说，是周宣王太史所作的一部字书，籀文就是周宣王时代的文字，只不过在后来的传抄过程中已经产生了一些讹误。”[3]何琳仪先生在《战国文字通论》（订补）中也指出：“东汉时期班固、许慎等学者皆以《史籀篇》作于周宣王，并非杜撰。古文字资料可以证实这一点。上海博物馆馆藏的鼎乃周厉王十九年标准器，铭文中‘史留’，唐兰认为即‘史籀’，为周宣王太史。……‘籀’从‘留’得声，例可与‘留’通假。周宣王是周厉王之子，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厉王在位37年，宣王在位46年。如果厉王十九年时史留为壮年，那么宣王中期他已是前朝耆老。因此旧说以为史籀是‘周宣王太史’，不但不能轻易否定，而且徵之铜器铭文，更加明确无疑。”[4]
　　笔者认为，裘锡圭与何琳仪二位先生之说更符合史实，也更能令人信服。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史籀篇》本为十五篇，建武时亡六篇，也就是说许慎看到的《史籀篇》就已不完整。一方面，从字书自身的传刻流变来看，从《史籀篇》的著作年代——周宣王时，到许慎著书的汉和帝时期，经历了900年左右，历经传抄，字型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一些讹误和变化，秦人在传抄的过程中也会打上秦系文字的烙印，就是说许慎所看到的《史籀篇》可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再者，《说文解字》在传写刊刻的过程中也发生了较大的改变，期间不乏篡改和妄改，这些因素都导致了《说文解字》中的籀文字体不可能完全和西周晚期的金文相同；另一方面，从籀文与秦国文字及东方六国文字的对比来看，秦国文字与籀文颇多相合之处，而且春秋战国时代东方六国文字里有些特殊的字体，跟籀文也正好相合，这正说明秦国文字与东方六国文字同出一脉，即都来源于西周文字——史籀大篆。最起码在西周晚期时各地文字还是比较接近的，只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社会混乱才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还是保有籀文遗迹。相比之下，秦国文字更多地保留了西周文字的正统，因此与籀文相合之处也更多。何琳仪也说：“《说文》所保存的籀文形体，并非史籀时代的原貌，乃是西周延及战国各种文字的混合体。既不能盲目地将其时代提得太早，也不能笼统地将其时代推得过晚。春秋以后，无论是六国，还是秦国的文字，都是由西周晚期整齐化的籀文发展变化而来。因此，在所谓‘东西土文字’中都可以找到籀文的遗迹。……换言之，秦文字和六国文字都是籀文的后裔，籀文也是战国文字的远祖。”[5]这种观点是可信的，也是符合文字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的。
　　《史籀篇》是周宣王时所做，其用意大概在于规范文字，作为标准以供习用，但成书后不久，周宣王薨，周王室势力衰微，再加上周幽王秽乱败国，周王朝迅速衰败。后周平王迁都至洛阳，东周列国的纷乱局面开始。因此，《史籀篇》并未广泛地推行，只是在西周王畿流传。而秦国被周王赐以宗周故地，因此自然而然地继承了这种文字标准，为后来形成的小篆字体打下了基础。
　　
　　三、大篆与小篆的生成
　　
　　大篆，顾名思义，是相对于小篆而言的，大篆和小篆同属“秦书八体”，二者又有传承关系，即小篆是由大篆“或颇省改”而来的。关于大篆的界定，历来有很多不同的看法，现代研究文字学的学者对这一概念的使用也比较混乱，现在看来，关于“何为大篆”至少有以下几种较有代表性的观点。
　　有人认为早于小篆的所有古文字，包括甲骨文和金文，都称为大篆；有人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文字为大篆；有人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各国文字（即秦国和东方六国文字）都为大篆；唐兰先生认为“春秋时到战国初期的文字”为大篆；裘锡圭先生认为大篆是指籀文这一类早于小篆而作风跟小篆相近的古文字，但他认为为了避免使用上的误解，最好不用这个名字；还有人把大篆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指所有的古文字，包括甲骨文、金文和其他古文字，狭义则指春秋战国时期的秦文字。
　　其实对于一种概念的界定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特别是由于现在文献记载的匮乏和原始古文字资料的欠缺，我们要给大篆下一个合适的定义，做一个准确的断代划分更是难上加难。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也拥有一定的资料，尽管不是很多，仍可从中找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对于第一种观点，我们认为甲骨文与大篆在字体风格上已有明显的差别，而且这个概念过于宽泛，如果什么都是，那等于什么都不是，所以将甲骨文列入大篆的范畴，显然是不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