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与基督教文化、佛教文化求后世而舍今生相比，伊斯兰文化是典型的信仰与务实交融　、宗教与世俗并举、今世与来世兼重的宗教文化类型。
　　《古兰经》既规定了穆斯林精神上的追求目标，又不忽略世俗生活中的一切实际事务　，对穆斯林今世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制定了明确的可操作的道德律令，完全与世俗溶　为一体的教规甚至对中国传统社会中最难以启齿的如夫妻行房事的时间、地点都作了细　微的指点。应该说，伊斯兰文化的这种“现实主义”精神在其他宗教文化类型中是罕见　的。问题还在于，当这种以现实主义为显明特征的宗教精神传播延绵时，不仅强制性地　将古阿拉伯人引入文明之道并令其经久不衰至今仍生机勃勃，还使得穆斯林世界在同西　方文化的冲突中反而加强了伊斯兰教的影响，因为这种信仰有它自己的特性。与此同时　，凸现现实主义的宗教精神也赋予伊斯兰艺术以鲜明的现实主义品格，“伊斯兰现实主　义艺术反映人们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同时也反映人作为社会成员所具有的各种心态和　生活状况。人作为构成社会的最首要因素，必然成为艺术表现的中心”。“伊斯兰的现　实主义不同于这种可悲的现实主义。首先，伊斯兰现实主义认为，自然是人们所认识的　。我们的祖先对它已有足够的认识。自然源于真主的意愿。其次，伊斯兰现实主义认为　人类的某些情形可以用艺术形式记录下来，伊斯兰现实主义认为人就是人，既不是动物　，也不是神，他具备动物的自然属性，但是以人的方式来完成的；他也具备神的属性，　同样也是以人的方式来完成的。”(注：穆罕默德·高特卜：《伊斯兰艺术风格》，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中译版，第54、58页。)
　　与此相应，两世兼重的伊斯兰文化特征和具有浓厚的现实主义色彩的伊斯兰宗教精神　在中国西部文学中的艺术转译方式就是诗性现实主义品质。所谓“诗性现实主义”主要　地或者说是更多地体现在审美精神和艺术风貌上，而不是创作方法和写作原则上。
　　很明显，西部作家大都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浓郁的孤寂感。地老天荒、人迹罕见的　生态环境，永远“在路上”以及与苦难同行、与天地共存的生活方式，在沉重的负载下　不断地对严酷的生存空间进行悲怆开拓的人生状态，所有这些使中国的西部大陆成为一　种具有元叙述意味的“潜文本”的存在，这种“存在”既成全了西部作家“写忧而造艺　”的创造性冲动，又势必与现实主义审美精神产生血缘性亲和：它首先应该是直面现实　的审视，是充满真实性的判断，是从作为“潜文本”的西部世界滋长衍生的大彻大悟。　而也只有与现实主义审美精神相契合，“写忧而造艺”才能营构一个真正文学化的西部　世界。由此也就不难理解，西部作家们每每以一种冷峻写实的姿态，从对尚处于“前现　代文化”的西部高原大陆清醒的逼视所产生的焦虑性体验入手，通过对中国西部未经污　染的自然景观、悠远醇厚的人文景观、古道热肠的精神景观的书写，将人和真自然、真　生命拉近。面对此情此景，重新发现生活的奥秘和审察人的真实存在也就成为西部作家　的主要经验历程及思考内容。对于文学创作来说，还有比这更大的寻觅吗?至于创作方　式与表达形态，只成为自然而然的“顺应”——一种审美精神和艺术原则的传达手段。　情况恰恰是，一个绝对“现实主义”化了的西部文学生态圈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迅速崛　起。
　　不过，大多数西部文学作品即便是以现实主义风貌呈现，但却又不以追逐外物、辩析　外物为己任，而是以人的心灵为其文化本位，将外物纳入心灵的广阔无垠的疆界来显示　人类精神的博大和自信，从而在审美境界中实现了物我无间、神人合一。西部文学也因　此具备了沉郁、博大、苍劲之美，流溢着一种悲剧的、神秘的、偏重感性的、偏重生命　意识的、崇尚自由精神的内质，并被赋予一种“泛寓言”调式。如张承志的小说从绘写　方式而言体现着显明的现实主义风貌：叙事的可靠性、人物的严肃刻画、细节的逼真和　画面的可感性等等，与此同时，或许更引人注目的是，张氏的小说更具有跨越具象而进　入广袤的极富意味的思情世界的张力，这种张力充分体现了小说的艺术创意；对一种完　美、高洁状态的期待，或者说从描写的“此岸性”走向表现的“彼岸性”(与宗教精神　对接、相通)。诗人昌耀以《大山的囚徒》为开端所建立的“精神史”系列诗歌，它的　社会忧患，它的精神形态，它的浓重的地域文化氛围，无不表现出“西部”的现实特征　，而这些都是诗人在西部高原的阔大时空通过个体生命与历史、与自然的对应交流，以　几十年的生命和孤独的潜心谛听而获得的，他通过自身心灵的洞开，凭着强大的生命激　情和直觉，于深重的苦难中接受启示和领悟并表述大生命之美，由此而显示人类强态的　生命精神。可以说，诗人于艰难险恶的生存环境中稳定健全的创作心态正来源于此。周　涛的散文对大生命、大灵魂的刻骨铭心的触摸和由衷的礼赞，对强健人格、深切的人文　关怀的向往，都是在对西部大陆冷峻写实的亲历、亲感、亲知中经过象征方式达到直悟　、直思的终极境界。
　　简言之，通过直观性到超越性、写实性与写意化双向对流的审美创造过程，实现“写　忧而造艺”、真实性与批判性交融的境地，所谓现实主义的“诗性”也就尽在其中了。　显然，这绝不是一种轻柔甜腻的“诗性”，而是有着痛楚感、殉道意识和内在的忧郁，　倾重理想，信仰执着，即便是世俗的快乐与浪漫也被蒙上沉重色彩的“诗性”，它只能　是也只属于“西部”。
　　应该指出的是，西部文学的诗性现实主义精神和风貌一方面固然来源于伊斯兰文化的　现实主义属性，另一方面又必须看到，这种“现实主义”并不意味着宗教文化对诸多世　俗生活领域施行直接的控制和监督，而是说宗教文化有可能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维度上对　现实社会作出更加广泛而又是间接的影响。它应该在平庸的日常生活中标识出一个风格　迥异的维度，它被要求作为特定的精神力量深嵌于一切世俗世界之后，从而构成世俗世　界的一种背景、底蕴和意义之源，最终使一切有限事物的真正价值得以显现。在这里，　两世兼重的伊斯兰文化又显露出其对人类精神生活的诗性诉求的一面。也正在这个意义　上，西部文学的诗性现实主义的“诗性”被提供了既通俗又高深的注解。
　　当然，还须关注的是，“中国西部非语言表述体系也较为发达，大量的文化财富和生　活经验、心理经验，既通过语言(如传说和弹唱)，又通过音像(如歌舞)和其他自娱(如　民俗)性的表述体系传播和留存。这些表述形态，和现代语言文字文化相比，当然显得　粗糙，却也自有其优越性—它的轻符号、重感觉，轻精确、重意会，轻微观内容、重总　体情绪，以及它的现场交流和自娱参与特色，应该说都值得现代文艺参考。”(注：肖　云儒：《西部热和现代潮》，《南方文坛》2000年第5期。)笔者以为，西部文学诗性现　实主义之“诗性”的申扬，同样也得益于这种发达的非语言表述体系的推促。
　　　　　　四
　　神秘主义是一个难以定义的既普遍又模糊的用语。神秘主义之“神秘”可以用来指一　种现象、一种文化、一种思想或一种精神。神秘主义一词同时又具有各种广泛的含义，　人们往往由此联想到宗教、巫术和各种超验现象，联想到各种奇迹和偶发性。不过，无　论这些神秘指的是一种现象、一种文化、一种思想或精神，还是一种能力或感觉，人们　之所以称其为“神秘”，就是它们都具有共同的性质——非理性，也就是通过理性无法　理解、表述、把握的性质。可以说，非理性是一切神秘主义的本质特征。
　　既然非理性是神秘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