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的特征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1
本文探讨的"中把西方的理论再语境化，防止它成为一种普遍主义话语。
（1）、L.Grossberg:Cultural studies,modern logic and the theory of globalization,见Back to Reality？Social experience and Cultural Studies，ed by Angela McRoddie，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7，P8。
（2）、（3）、罗钢等：《文化研究读本》，第68、70-71页。
（4）、参见格罗斯伯格等编：《文化研究》，第8页。
在这方面，澳大利亚文化理论家G.特纳（Graeme.Turner）的《为我所用：英国文化研究、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与澳大利亚电影》一文对我们具有启示意义。此文讨论的是英国文化研究的文化特殊性（the cultural specificity of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以及它在其他的政治或民族语境中的适用性问题。特纳指出，英国的文化研究正在机构化，它正面临成为一种教学法事务而不是一种批判性或政治性事务的危险。英国的文化研究曾经致力于抵制与反抗普遍主义，为此，它不承认自己是一个新的学科，更反对自己成为人文与社会科学中的新的正宗或普遍话语；"而现在，却的确存在一种经由英国文化研究的输出与发展而造成的普遍化的动势。"（1）他还援引了鲁思文（K.Ruthven）关于威廉姆斯的《关键词》的一篇论文的观点。鲁文批评了《关键词》一书隐含的普遍主义，指出：对于这些所谓"关键词"的辨析行为本身就是"阐释过程的产物"，而这个阐释过程则是"为一种意识形态立场服务的。"更重要的是，这种意识形态立场本身就是历史与文化地特殊的。对于这种特殊性，威廉姆斯本人可能不会否定；但是此书的广泛传播以及威廉姆斯的威望与影响，使得他的工作被赋予了普遍主义的含义。特纳通过大量的分析表明，《关键词》一书的"正宗化"在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中产生的结果之一是：它已成为对于澳大利亚的文化差异性（相对于英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遮蔽与压抑；如欲解除这种遮蔽与压抑，就必须把英国的文化理论在澳大利亚的文化特殊性中重新语境化。比如，通过比较性的、对于澳大利亚自己的文化"关键词"的辨析才能重新发现这种差异性。特纳提请我们要特别关注文化理论－－特别是逐渐被人们当作"正宗"加以接受的、占支配地位的文化理论－－与生产它们的特定历史条件的关系，因为"占支配地位的理论与实践比它自己承认的要更加受制于特定的文化。"（2）而一种理论与方法如果脱离它产生的历史特殊性就会普遍化、自然化，从而阻挠新的发现与突破。在特纳看来，人们对于理论的实践价值的认识往往是比较清楚的，他们热衷于把一种新理论运用到实际的分析中；不那么清楚的则是理论与理论得以从中发展出来的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而文化研究的历史表明，大多数产生重要理论成果的那些研究，恰恰在于抓住了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并在此基础上建构、发现新的理论话语，或拓展、修正原有的理论话语。比如著名文化理论家莫里（D.Morley）的贡献是对于全国范围的观众（nationwild audiences）的研究，而不是对于编码/解码过程的检验。（3）
从语境化的角度看，英国的文化研究视点当然是地方性的（虽然它是文化研究的发源地）；然而这种英国式视点常常被无意识地扩展与普遍化。比如，在传媒的研究中，特纳发现许多人自觉不自觉地认为，英国电视的文本与结构特征既适用于英国也适用于世界各地，它们是标准式的；而世界其他地方的电视只是提供了这个标准的"变体"。在70年代许多关于新闻与时事的研究中，对于英国传媒的指义实践的研究被认为是对于一般的传媒指义实践的研究。更有甚者，英国的传媒研究把其他的传媒系统综合到它的变体中，而后者的历史的、政治的、社会的特殊性则被忽视。（4）
特纳把这种倾向称作"盎格鲁中心主义"（Anglocentrism）。英国的文化研究只说"大众文化"而不说"英国的"大众文化，只说"电视技术"而不说"英国的"电视。英
（1）、（2）、特纳：《为我所用：英国文化研究，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与澳大利亚电影（It Works for Me: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Australian Cultural Studies and Australian Films）参见格罗斯伯格等编《文化研究》，第640页，第641页。
（3）、D.莫里的研究成果参见其《"全国范围"的观众：结构与解码》（The’Nationwild’: Structure and Decoding,1980）。对于解码与编码过程的研究可以参见霍尔的著名论文《编码，解码》（Encoding,Decoding），见西蒙。杜林编：《文化研究读本》。
（4）、见格罗斯伯格等编：《文化研究》，第641页。
国的文化研究从英国与欧洲的中心自以为是地向世界各地发表演说与"指示"，而"边缘"地区的视点是很少被考虑的。特纳深刻指出："对于文化之间而不是文化内部的差异的不敏感性，或许正是当代文化研究实践中流传最为广泛的疾病。"（1）其结果常常是悖论式的：一种批判性的激进理论被搬用到不同的语境中时很可能丧失其批判性与边缘性，甚至变成中心化的保守话语。比如，在谈到英、美两国的大众文化研究时,特纳说：
对于观众的重新发现，对于观众所使用的反抗策略的重新发现，在大众文化的
定义中求助于此类策略，－－这在英国的文化研究内部一直都是重要的、正确的发
展。但是它们进口到美国，就进入到了另一个语境中，在这个语境中，大众的观念
在支配性的文化界定中占据一个非常不同的位置。这种理论进口似乎已经加剧了由
对于观众的新的解释导致的文化乐观主义的扩张－－说到底，这是一种关于资本主
义及其对于反抗的宽容的乐观主义。"（2）
熟悉英、美两国文化传统的人自然知道，英国是一个精英主义传统比较深远、高级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划分比较严格的国家，其大众文化（注意不是工人阶级文化）研究在70年代之前带有精英主义倾向，具体表现在对于大众观众（popular audiences）的积极性、能动性的低估。70年代以后以约翰。费斯克等人为代表的英国文化理论家试图扭转这个传统，倡导大众观众在文化的接受与理解过程中的主动性，建构一种积极乐观的大众文化理论。（3）但是，这种新的研究取向在美国却产生了不同的效应，因为美国文化本来缺少精英主义传统；相反，大众文化的在整个文化中的比重很大，乐观的大众主义盛行不衰。在这样的语境中，费斯克等人的理论"出口"就失去了其在英国的激进性与批判性。
由于特纳本人是澳大利亚的学者（就教于昆斯兰大学），所以他特别关心的还是英国文化研究在澳大利亚产生的效果。他直言：他"担心这种影响的最终结果可能是把我们的注意力转离我们的生存处境，站在所谓’全球’角度说话，从而把不同语境之间的差异性降低至最小。"（4）澳大利亚虽然是发达世界中的一员，但在发达世界它又处于边缘，"虽然人们都不想继续处于边缘，但是一头扎向中心常常带来淹
（1）、L.Grossberg:Cultural studies,modern logic and the theory of globalization,见Back to Reality？Social experience and Cultural Studies，ed by Angela McRoddie，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7，P8。
（2）、（3）、罗钢等：《文化研究读本》，第68、70-71页。
（4）、参见格罗斯伯格等编：《文化研究》，第8页。
在这方面，澳大利亚文化理论家G.特纳（Graeme.Turner）的《为我所用：英国文化研究、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与澳大利亚电影》一文对我们具有启示意义。此文讨论的是英国文化研究的文化特殊性（the cultural specificity of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以及它在其他的政治或民族语境中的适用性问题。特纳指出，英国的文化研究正在机构化，它正面临成为一种教学法事务而不是一种批判性或政治性事务的危险。英国的文化研究曾经致力于抵制与反抗普遍主义，为此，它不承认自己是一个新的学科，更反对自己成为人文与社会科学中的新的正宗或普遍话语；"而现在，却的确存在一种经由英国文化研究的输出与发展而造成的普遍化的动势。"（1）他还援引了鲁思文（K.Ruthven）关于威廉姆斯的《关键词》的一篇论文的观点。鲁文批评了《关键词》一书隐含的普遍主义，指出：对于这些所谓"关键词"的辨析行为本身就是"阐释过程的产物"，而这个阐释过程则是"为一种意识形态立场服务的。"更重要的是，这种意识形态立场本身就是历史与文化地特殊的。对于这种特殊性，威廉姆斯本人可能不会否定；但是此书的广泛传播以及威廉姆斯的威望与影响，使得他的工作被赋予了普遍主义的含义。特纳通过大量的分析表明，《关键词》一书的"正宗化"在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中产生的结果之一是：它已成为对于澳大利亚的文化差异性（相对于英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遮蔽与压抑；如欲解除这种遮蔽与压抑，就必须把英国的文化理论在澳大利亚的文化特殊性中重新语境化。比如，通过比较性的、对于澳大利亚自己的文化"关键词"的辨析才能重新发现这种差异性。特纳提请我们要特别关注文化理论－－特别是逐渐被人们当作"正宗"加以接受的、占支配地位的文化理论－－与生产它们的特定历史条件的关系，因为"占支配地位的理论与实践比它自己承认的要更加受制于特定的文化。"（2）而一种理论与方法如果脱离它产生的历史特殊性就会普遍化、自然化，从而阻挠新的发现与突破。在特纳看来，人们对于理论的实践价值的认识往往是比较清楚的，他们热衷于把一种新理论运用到实际的分析中；不那么清楚的则是理论与理论得以从中发展出来的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而文化研究的历史表明，大多数产生重要理论成果的那些研究，恰恰在于抓住了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并在此基础上建构、发现新的理论话语，或拓展、修正原有的理论话语。比如著名文化理论家莫里（D.Morley）的贡献是对于全国范围的观众（nationwild audiences）的研究，而不是对于编码/解码过程的检验。（3）
从语境化的角度看，英国的文化研究视点当然是地方性的（虽然它是文化研究的发源地）；然而这种英国式视点常常被无意识地扩展与普遍化。比如，在传媒的研究中，特纳发现许多人自觉不自觉地认为，英国电视的文本与结构特征既适用于英国也适用于世界各地，它们是标准式的；而世界其他地方的电视只是提供了这个标准的"变体"。在70年代许多关于新闻与时事的研究中，对于英国传媒的指义实践的研究被认为是对于一般的传媒指义实践的研究。更有甚者，英国的传媒研究把其他的传媒系统综合到它的变体中，而后者的历史的、政治的、社会的特殊性则被忽视。（4）
特纳把这种倾向称作"盎格鲁中心主义"（Anglocentrism）。英国的文化研究只说"大众文化"而不说"英国的"大众文化，只说"电视技术"而不说"英国的"电视。英
（1）、（2）、特纳：《为我所用：英国文化研究，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与澳大利亚电影（It Works for Me: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Australian Cultural Studies and Australian Films）参见格罗斯伯格等编《文化研究》，第640页，第641页。
（3）、D.莫里的研究成果参见其《"全国范围"的观众：结构与解码》（The’Nationwild’: Structure and Decoding,1980）。对于解码与编码过程的研究可以参见霍尔的著名论文《编码，解码》（Encoding,Decoding），见西蒙。杜林编：《文化研究读本》。
（4）、见格罗斯伯格等编：《文化研究》，第641页。
国的文化研究从英国与欧洲的中心自以为是地向世界各地发表演说与"指示"，而"边缘"地区的视点是很少被考虑的。特纳深刻指出："对于文化之间而不是文化内部的差异的不敏感性，或许正是当代文化研究实践中流传最为广泛的疾病。"（1）其结果常常是悖论式的：一种批判性的激进理论被搬用到不同的语境中时很可能丧失其批判性与边缘性，甚至变成中心化的保守话语。比如，在谈到英、美两国的大众文化研究时,特纳说：
对于观众的重新发现，对于观众所使用的反抗策略的重新发现，在大众文化的
定义中求助于此类策略，－－这在英国的文化研究内部一直都是重要的、正确的发
展。但是它们进口到美国，就进入到了另一个语境中，在这个语境中，大众的观念
在支配性的文化界定中占据一个非常不同的位置。这种理论进口似乎已经加剧了由
对于观众的新的解释导致的文化乐观主义的扩张－－说到底，这是一种关于资本主
义及其对于反抗的宽容的乐观主义。"（2）
熟悉英、美两国文化传统的人自然知道，英国是一个精英主义传统比较深远、高级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划分比较严格的国家，其大众文化（注意不是工人阶级文化）研究在70年代之前带有精英主义倾向，具体表现在对于大众观众（popular audiences）的积极性、能动性的低估。70年代以后以约翰。费斯克等人为代表的英国文化理论家试图扭转这个传统，倡导大众观众在文化的接受与理解过程中的主动性，建构一种积极乐观的大众文化理论。（3）但是，这种新的研究取向在美国却产生了不同的效应，因为美国文化本来缺少精英主义传统；相反，大众文化的在整个文化中的比重很大，乐观的大众主义盛行不衰。在这样的语境中，费斯克等人的理论"出口"就失去了其在英国的激进性与批判性。
由于特纳本人是澳大利亚的学者（就教于昆斯兰大学），所以他特别关心的还是英国文化研究在澳大利亚产生的效果。他直言：他"担心这种影响的最终结果可能是把我们的注意力转离我们的生存处境，站在所谓’全球’角度说话，从而把不同语境之间的差异性降低至最小。"（4）澳大利亚虽然是发达世界中的一员，但在发达世界它又处于边缘，"虽然人们都不想继续处于边缘，但是一头扎向中心常常带来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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