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的特征(2)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1
没差异、否定矛盾、掩盖对立的不利后果。然而,这也是整个文化研究的问题。毕竟,对于我所描述的普遍化过程,文化研究应该加以露而不是加以再生产。"(5)
在文章的结尾,特纳重申:"我的目的是强调,有必要承认即使是理论也有某些历史的定位与特定的语境,在这种语境中理论为特定的目的服务。如果我们不加反思地接受英国的文化研究模式的支配地位,那么它就是具有内在危险性的。但是至今为止我们没能质疑这种支配的本质与结果。......文化研究可以从边缘得益颇多,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它应当尽其所能去研究边缘文化的特定状况要求修正来自别处的解释的途径。文化研究的这种扩展至少可以阻止新的普遍主义的发展。"(6)

       4、文化研究与中国语境


       源自西方的文化研究理论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被陆续介绍到中国,同时也被不同程度
       (1)、(2)、见格罗斯伯格等编《文化研究》,第642页,第649页。
       (3)、费斯克的研究可以参见他的《电视文化》(Television  Culture,London,  1987)、《理解大众
文化》(Understanding  Popular  Culture,  London,1989)等书。
       (4)、(5)、格罗斯伯格等编:《文化研究》,第649页。
       (6)、格罗斯伯格等编《文化研究》,第649页。
地运用于当代中国文化研究,成为90年代文化批判的主要话语资源之一(尤其是在大众文化研究与后殖民主义批评中)。但是应当说,西方的文化研究理论与方法在进入中国以后,由于对不同的语境缺乏应有的反思与警醒,致使西方理论在中国本土产生了极大的错位与变形,甚至违背了西方文化研究的精髓与灵魂。(1)
       在大众文化研究领域,随着90年代中国大众文化的发展,大众文化批判以及与之相关的道德批判也已成为文化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但是,相当多的此类批评存在两个明显的问题。一是没有把中国的大众文化放置在整个社会关系中来分析。"文化"概念在很多学者的文章中仍然是被认为是指涉一个超越、独立、具有永恒价值的自主领域。许多人机械套用法兰克福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以及美国文化理论家杰姆逊的观点,批判中国大众文化的商业主义倾向与平面化、机械复制、感官刺激等文本特征,而没有能够结合中国社会与文化结构的历史性转型,把大众文化的出现与特征放置在这个整体性转型(尤其是文化的世俗化)的过程中来把握。结果是中国的大众文化批判带有明显的知识分子个人情绪色彩以及精英主义的价值取向。这种倾向的产生一方面源于把文化视为超越自主领域的思维取向,另一方面则因为对于中国社会结构的整体变迁这个大众文化得以产生的具体语境缺少总体把握。结果我们发现,对于中国大众文化的分析范式与评判标准基本上与法兰克福的批判理论没有多少差异。事实上,西方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包括法兰克福理论,都是产生于自身的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之中,随着历史的发展,它自身尚且需要不断地重新语境化。(2)如果说在英、美这两个文化传统与社会制度比较相近的国家,大众文化研究的"出口"尚且需要谨慎对待(如特纳分析所示),那么在社会文化差异悬殊的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大众文化理论的移植就必须更加慎之又慎。(3)
       而在关于社会道德以及人文精神问题的讨论中(常常"道德滑坡"以及为什么"滑坡"的话题形式出现),大量此类批判文字常常把社会道德问题片面地视作个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个体人格或文学艺术问题,把社会的所谓"道德滑坡"片面地归结为个体人格或所谓"境界"的滑坡或者是文学艺术在90年代的被冷落的处境。因而不难理解,批判者为道德问题开出的药方也必然是提升个体的道德人格与精神境界,这种理想化了的道德人格经常被拔高到不切实际的高度。这一文化批判的取向实际上恰好没有得到西方文化研究的方法论精髓,即文化,包括道德,就其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而言,与其说是取决于个体道德人格,不如说是取决于社会环境,尤其是制度环境。在个人修养的层面上,无论怎么强调个人道德人格的重要性都不过分;但是,一旦在社会层面上谈道德与文化,忽视文化与其他社会活动、社会环境的联系无疑与西方文化研究南辕北辙。  
       还有一种现象是把社会道德与人的精神问题片面地等同于文学或审美问题。在人文精神的讨论中,这一点体现得极为明显。比如在《旷野上的废墟--文学与人文精神的危机》一文中,王晓明说:"今天的文学危机是一个触目的标志,不但标志了公共文化的普遍下降,更标志着整整几代人精神素质的持续恶化。文学的危机实际上暴露了当代中国人人文精神的危机,整个社会对文学的冷淡,正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我们已经对发展自己的精神生活丧失了兴趣。"(4)这里,"文学""公共文化""人文精神""精神素质""精神生活"都是被当作同义词使用的,所以才认为文学的危机就是公共文化、精神素质、精神生活等的危机。即使我们不讨论90年代的公共文化以及精神生活等是否处于严重的危机中这个实质性的话题,我们也不能同意把文学与公共文化、精神生活等同的思维方法与论述方法。因为一个社会的公共文化以及精神生活显然包括比文学多得多的内容(比如公民的法律意识、公民意识、政治参与意识等),同样也就不能只因为文学的被冷落就
       (1)、(3)格罗斯伯格等编《文化研究》,第649页,第650页。
       (2)、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讨论,请参见本书《批判理论与中国大众文化》。  
       (4)、《上海文学》,1993年第6期。重点标志为引者加。
       得出公共文化与精神生活危机的结论。这典型地表现出人文精神论者一种非常普遍的思维定势:谈论是整个社会文化或精神状态的问题,但是谈论的方式却不是着眼于整个社会总体,而只是取文学自律论或或审美自律论的视角。这种把文化等同于文学艺术的思维与论述方式与威廉姆斯的"文化是整体的生活方式"的论点极为不同。"文化是整体的生活方式"这个界定带有文化人类学的色彩,这个意义上的"文化"不只是包括可以通过心理分析去认识的个人倾向、态度或理念,更不是等同于经典的文学艺术,"同时也必须通过社会理论去认识的社会结构、政治体制、公众行为和行为空间、人际互动机制等等。"(1)这样,即使讨论文学的所谓"危机"(姑且承认文学的确存在这样的危机)或边缘化,也需要从转型时代的整个社会文化语境中分析文学在大众精神生活以及社会的文化生产与消费活动中的位置的变化。而且从"文学危机"中也不能随便地得出审美精神的危机的结论(因为审美活动的范围显然大于文学),更无法得出整个社会的公共文化或精神生活危机的结论。对于整个社会的文化与精神状况的分析必须涉及文化的各个纬度,因而需要采取整体分析的方法。
       在后殖民批评与第三世界批评领域,忽视第一世界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历史与文化错位,机械"进口"、搬用西方文化理论的话语乃至话题的现象同样十分普遍。不少批评者不是把西方文化研究的反思精神、批判精神继承过来,用以批判本土语境中的支配性压迫力量,而是简单地把西方文化研究的批判对象当作自己的批判对象。也就是说,这种批判假定非西方国家的知识分子所面对是与西方国家相同的社会文化关系,他们所要解构的是相同的文化霸权--白人男性的文化霸权。它所犯的正是在文化理论的跨语境移置过程中的简单化错误。如上所述,西方文化研究的活力与创造性完全在于它的实践品格与语境取向,在于它始终根据特定的社会文化条件与历史发展阶段形构自己的批判对象、批判话语与分析范式,从而它不承认存在什么固定不变的批判对象、批判话语与分析范式。任何理论范式、分析视角与价值取向的选择都取决于特定的语境。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必然存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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