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的社会关系、文化关系与权力结构。在一个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处于强势地位的支配性力量，在另一个社会文化语境中则完全可能是弱势的被支配力量；反之亦然。由此可见，在西方第一世界业已位居主流的支配性话语，在非西方第三世界可能正是被压制的边缘性话语；同样，在自由民主国家中早已成为过去的原始压迫形式，在专制国家却仍然可能是现实的统治方式。我们无法想象在一些非西方的、仍然停留在封建专制状态的第三世界国家，占据支配地位的竟然是西方的自由主义或启蒙主义！这样，如果我们不是根据文化研究的语境化要求形成本土的问题，必然使得在一个语境中极具批判性、颠覆性的激进边缘话语，在另一个语境中却蜕变为支配性、压迫性主流话语的同谋，它所起到的正是扼杀边缘话语与弱势群体的帮凶作用。不管这种同谋与帮凶的本质是如何巧妙地掩盖在激进的外表之下（在中国90年代的文化批判中，不难发现此类在激进姿态装扮成的同谋者）。职是之故，我以为，西方文化研究的实践品格、语境取向、批判参与精神以及边缘立场（即始终为弱势群体声张正义），相对于它的具体批判对象与价值取向而言，更具跨文化的有效性与适用性。重要的是运用这种实践品格与批判参与精神来批判本土的支配性压迫力量。  
       值得指出的是，在积极地为简单搬用西方文化批判话语与话题辩护的各种声音中，最主要的一种即是所谓"全球化"。在某些人看来，在全球化时代，文化的国家与民族差异正在消失，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社会文化正在迅速趋同。"地球村"正伴随信息时代而到来；他们更认为，全球化的过程就是西方化的过程，
       （1）、徐贲：《文化批评往何处去--1989年后的中国文化讨论》，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第195页。
       这种西方化过程早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即已出现，而今天则愈演愈烈。西方化导致中国的自我"他者"化（即西方化），源自西方的现代性话语或启蒙话语以及它所携带的一整套
       价值体系已经成为不但在西方，而且在中国都已经成为必须解构的霸权与神话，于是乎中国目前的文化批判的首要任务就是解构这种"现代性"霸权，反思中国文化的被殖民化的过程。其中一个未曾点明的潜台词是：全球化以及更早地在中国发生的西方化，已经使得中国与西方国家（如美国）之间变得没有或几乎没有差别，在西方已经成为霸权的现代性在中国也已经"称王称霸"；西方知识分子所体验与遭遇的支配性压迫即是中国知识分子体验与遭遇的支配性压迫。后殖民主义与第三世界批评于是乎大兴。
       经验告诉我们，无论多么强调全球化时代资本的跨国运作、文化的跨国渗透，或信息告高速公路的神奇魔力，中国依然是中国，中国依然不能等于美国或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中国是带着自己的传统（从古代中国的旧传统到当代中国的新传统）进入所谓"全球化"过程的。何况，全球化并不只是一个同质化的过程，同时也是本土化的过程。认为全球化已经或将会导致全球文化的一体化、导致一种全球性的统一的文化认同至少在现在看来是一个幻觉（无论是从肯定的意义上还是从否定的意义上说都是如此）。实际上，全球化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在第三世界国家同时引发了强烈的本土主义、民族主义乃至原教旨主义的冲动。这就是所谓全球化与本土化的互动。实际上，全球化与本土化是后冷战时代两种相辅相成、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并发性的现象。正如霍尔指出的，认为全球化将简单地摧毁民族身份似乎太简单化了。它更有可能同时产生出新的"全球的"与新的"地方的"身份。
       同时，经验更告诉我们，中国与西方的差异是如此巨大，以致于在西方已经是霸权的东西在中国还处于艰难的边缘处境。这里，我们有必要指出，判断一种话语在某种社会文化系统中是否已经处于支配地位的标准，不应当只看文化活动的表层，而应当深入到文化体制以及更大的权力系统，尤其是政治权力系统（文化场域始终无法脱离权力场域的牵制与支配）。离开政治权力系统来谈文化霸权只能是瞎子模象。瞎子模象的寓言告诉我们，瞎子们并不是一点也没有触及象的身体部位，而是错把局部（或鼻子、或尾巴、或耳朵）当成整体，于是贻笑大方。在中国，源于西方的现代性是否已经成为霸权的最好的判定标准是，它是否已经在文化与政治的体制中扎根（即充分地体制化），甚至成为压制其他文化的力量。中国很大，谁也不能说自己完全了解中国，谁也不能垄断关于中国的阐释权。但是作为生活在中国的知识分子，我坚信：中国文化批判的对象绝不可能与西方人完全相同，因为他们所面对的社会关系与文化结构是相当不同的，这种不同不会因为所谓"全球化"而消失。从而，本文的结论合乎逻辑地是：中国的文化研究绝不能机械地"进口"西方文化理论话语，尤其是话题。
       当然，强调中国具体历史与经验的特殊性并不意味着拒绝对于西方理论的借用。杰姆逊在最近的一个访谈中就"理论是否能够翻译"的问题回答说；"非常清楚，若要理论有跨越国界的兴趣，必须先有某种文化和思想境遇的共同性。如果你们像我一样，相信后期资本主义和全球化进程使那些境遇不断趋同，逐渐倾向于使所有国家面对一种相似的境遇，那么在我看来，即使理论不可绝对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至少它肯定是可以翻译的。实际上，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个理论问题。在一种全球性的境遇中，我们都关心理论的翻译性这一事实表明，我们已经在运用理论，已经在跨越国界分享这些理论的条件。非常清楚，理论是由问题和争论构成的，而不是由地域性的解决构成的。那些理论确实通过翻译而常常被修改，法国理论到达美国后被修改了，美国理论到达中国后也被修改了。某种世界性的阶级斗争可以在理论里表现出来，理论也可以成为知识分子突出其民族差别  
       （1）、参见S．Hall:The  Ques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Modernity  and  Its  Future,edited  by  S．Hall,D．Held,T．McGrew,Open  University  Press,1992.p.304。

       并为之斗争的场所，我不否认这些，理论仍然是这种情况发生的地方。"（1）就中国的情况看，因为全球化而导致的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思想境遇"的"趋同"现象是谁也不能否定的；问题是我们不能夸大这种共同性，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认真地分析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之间的互动。如果像许多人所说的那样，全球化的实质就是美国化（在很大程度上笔者同意这个判断），那么，全球化/美国化在改写的中国的同时，也被中国改写。不仅中国的大众，也不仅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是中国政府对于全球化/美国化的选择性"接受"都是十分显见的。全球化固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使今天中国不同于以前的中国，但是它当然也没有使中国变成美国。全球化在中国生产出来的许多结果（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不是全球民主化浪潮、世界市场、信息高速公路等全球化的重要方面单独能够解释的。比如跨国公司在中国由于与某些权力集团勾结而导致腐败的加剧，但是我们显然不能把它完全归咎于所谓"全球化"。因为同样的跨国公司在其他国家就没有产生类似的后果。对此的正确诊断因而必须是：跨国公司与中国的某些权力集团是如何互动的。
1998年
       （1）《杰姆逊谈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及其它》，发表于《文化研究》丛刊第一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