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的本质特征，神秘主义典型的呈现形态是各种非理性的直观体　验，特别是那种无法或很难用理智去把握或理解的体验，那么，宗教神秘主义堪称神秘　主义的高级阶段和成熟形态。宗教神秘主义是关于人和神相遇或合一化的体验和认知方　式。这种人神相遇或合一的体验和认知在不同的宗教传统中被称为我性与神性、或空性　、或道、或天(神)、或大梵之融合，即有限个体灵魂与某种超个体的、具有神圣意义的　无限者之融合。正是在融合中宗教式的体验和认知到的每一种物性，诸如“化一感”、　“无时间感”、“愉悦感”、“不可言喻”都具有与理性相对立的非理性性质。
　　毋庸讳言，在世界三大宗教中其宗教神秘主义有着共同的特征：本体论上主张神的超　越性与内在性的结合；认识论上主张神不可知论；方法论上主张与神直接相通。不过相　对而言，基督教文化和佛教文化的神秘主义主要体现在上述三个层面，或者说局限于认　知发生学与本源性的精神诉求层面，而伊斯兰文化由于是教、俗结合、务实与信仰交融　的宗教文化，因而其神秘主义所牵涉的层面更为阔大、更为世俗——其中还容括着现象　学的、经验化的、富于实践意义的层面。
　　尤其是，伊斯兰教中著名的神秘主义教派苏非派对伊斯兰教的影响甚大。古伊拉克的　阿拔斯王朝时期，苏非派开始形成自己的神秘主义哲学。公元8世纪后叶出现了伊斯兰　教文化的黄金时代，巴格达称为当时东方世界最大的学术和艺术中心，苏非神秘主义也　形成了巴格达派、巴士拉派和呼罗珊派，其中堪称苏非思想巨匠的重要人物穆哈希比、　哈拉智将苏非神秘主义推向成熟阶段。
　　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公元11世纪时波斯著名哲学家安萨里将苏非神秘主义纳入伊斯兰　教主流思想，并成为伊斯兰教官方信仰体系的最终形式。客观地说，基督教神秘主义哲　学也随着历史的发展最终完成了其体系框架，但却不能像苏非神秘主义那样最终成“正　果”，成为伊斯兰教主流思想，进而被视为伊斯兰教官方信仰体系的最终形式。或者说　，基督教神秘主义思想之于整个基督教文化体系无论是在内在构成机制上还是外在表现　程度和形态上都不如苏非神秘主义之于伊斯兰文化。而且苏非神秘主义在近世的勃兴尤　其是对中国穆斯林的影响(伊斯兰教最初传入中国就是苏非教派的信徒带入的，而后苏　非派迅速在中国西部繁衍了数十个派别)是有目共睹的。
　　如果说，伊斯兰教神秘主义思想已成功地转化、兑制为伊斯兰艺术的重要美学色调(国　内相关的成体系的最新研究成果是2000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李琛撰写的《阿　拉伯现代文学与神秘主义》一书)，那么，以伊斯兰文化为底蕴的中国西部文学当然也　不例外。概言之，伊斯兰文化的神秘主义精神与中国西部文化和文学之间的互动性关系　已经不是存在与否的问题，而是怎样存在、具有什么样形态的问题。
　　维特根斯坦在其《逻辑哲学论》中认定：“确实存在一些不能讲述的东西。”在中国　西部文学中“不能讲述的‘神秘的东西’”首推那种保持着原生态和混沌状的自然人文　景观和有关西部经验中的物象感受。
　　中国古人所谓的“西出阳关无故人”，中国西部孤悬关外，艰不可攀。山川阻隔、浩　大而近似虚无的空间，天荒地老人烟稀少，不同种族、不同肤色、不同宗教文化和语言　的居住者逐绿洲而居，他们时而繁盛，时而又因频繁的战火、或者一次瘟疫和水流的改　换就能使其湮灭，这种历史情形给人以强烈的无序性、非逻辑性。罗布泊于今仍然是个　“谜”，古楼兰亦属经久不衰的历史悬念。所有这些恰恰和典型的中原文化形成强烈反　差，个人或集团的身份诉求因归属感和认同感的缺乏而变得相当模糊(从回族人的“回　回”的称呼可印证)，但感性冲创与抒情却因过于明显的历史的神秘化而变得极其丰沛　。而恰恰是这种原始神秘的西部自然给未知的朦胧的灵魂和生命的原生态保留了地位，　也提供了文学创作生成的资源和环境。
　　张承志在走进大西北回归神奇的伊斯兰大陆之际就注定了他只能从事“神秘”的写作　。他笔下以“蓬头发”为代表的男子汉系列也总是那些在神秘的旅途中的踽踽独行者，　他们所寻求的“北方的河”、“九座宫殿”、“黄泥小屋”、“金草地”、“金牧场”　也是周而复始、缺乏年代与地域观念的神秘所在。实际上，张承志有关西部的作品都可　视为“西部梦寻”录。完全可以说，张承志的神秘化写作真正触及到了文学与西部自然　、创作者与西部世界之间的一种神秘莫测的本质性的生命关系，一种对神秘的生存状态　的互文性的表述。章德益所有的诗歌的生命都是由西部大地铸成的。作为一个西部诗人　之“西部”的重要标记在于他完整的诗歌形象体系的建立，那些西部宇宙时空中各种具　有阔大气魄和巨大承载力的物象，诸如太阳、大漠、电光、雷霆、莽原、苍穹、山脉、　圣火……之类，在他的诗歌中密集出现，与诗人注入其中的激情和魄气浑然一体，呈示　着宏阔雄浑的意志和气势。显然，这样的形象生成是唯中国西部这一大时空所独有的，　它不仅构成了灵魂与自由的神秘境遇，也体出了诗人生命体验的精微与幽深。
　　如果对西部文学中的神秘主义予以进一步审视便会发现，中国西部文学在其创作运思　过程中往往追求出自于生命本体的内在感悟和精神感应，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一种大而化　之的整体把握世界的致思方式。正是在这一创作致思方式的驱动下，西部作家面对着神　奇广袤的“西天福地”，在人和自然的暗通中听到天籁的秘响，当合作者的生命主体与　外在于自身的遍布于整个西部大陆时空的生命力相认同，从而获得生命力释放的喜悦感　时，一种对西部的诗性的体认与出自于生命本体的内在感悟蒸腾而出达成同构关系，并　铸炼成大而化之的整体把握式的致思方式。也许，大而化之的整体把握式的致思方式并　不为西部文学所独有，但却为西部文学惯用。
　　即以西部诗歌而言，所谓“新边塞诗”也好，“西部诗”也罢，都不过是经由大而化　之的整体式把握的致思方式，向西部大陆找回心灵的自由空间，获得与西部精神同质同　构的存在形式。西部也因诗人们的直觉灵魂的烛照充满灵性。西部的旷野、荒原、翰海　、雄风、冰山、大坂、驼队、马群……一旦进入诗的视野和灵魂就会与诗人的情感记忆　、历史经验发生神秘感应，虚化或生发为诗的幻像，这种幻像是诗人灵魂与西部精魂在　对话过程中瞬间交流契合所生成的信息形象符号——“西部意象”，创作者在其间得到　心灵的寄托和慰藉，西部世界的生命形式在其中得以永生。因为在这里，诗人灵魂的最　高境界是与西部大陆的神秘本质合为一体。动与静、得与失、荣或辱、生或死都在西部　大陆的宇宙诗心和诗人的诗性中获得齐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