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紧，两颗沙砾仍是两颗沙砾，无法变成一颗。沙砾和沙砾，彼此疏离；就像萧红生命中有过的人、事和地。  
       萧红早期写过一篇不太引人注目的短篇小说《广告副手》，这个布景换来换去的像电影一样的故事，让人体会到爱情之易碎性。一种没有固定点，没有根的生命，必然是脆弱的。虽然形式上和被囚禁相反，漂泊带来的痛苦却一样深。

最令我恐惧的是一种漂泊感，我觉得自己在一股自称是我的命运的激流中漂流，
似乎失去了过去的我，失去了少年时代的我。〖23〗

       同样的恐惧曼斯菲尔德也有过：

几乎一写完，我就要在另一个房间读它，这就是生活。又打点好了行李，我启
程去伦敦。我还会成为一个幸福的女人吗？〖24〗

       这种游荡不定的生活使曼斯菲尔德怀疑幸福的可能性。
       这种游移和漂泊甚至使萧红丧失了对"故乡"这个概念的信任。当男性朋友们充满热情的期待着打回老家去，吃高粱米粥和咸盐豆时，萧红似乎显得缺乏热情，漫不经心：

高粱米那东西，平常我就不愿意吃，很硬，有点发涩，可是经他们这一说，也觉得非吃不可了。但什么时候吃呢？那我就不知道了。而况我到底是不怎样热烈的，所以关了这一方面，我终究是不怎样亲切。〖25〗

       这种无可无不可的淡漠，和萧军等人强烈的"故乡"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是萧红不爱东北不想家吗？不，她只是本能的排斥那个抽象的、公共的、被赋予了很多政治意义甚至多少有点男性化了的"东北"，由男性命名的东三省；她以自己的方式热爱着、感受着那个遥远却清晰具体的家园：

我们那门前的高草，我们那后花园里开着的茄子的紫色的小花，黄瓜爬上了架。
而那清早，朝阳带着露珠一起来了。〖26〗

       这个美丽的、细节化和感觉化了的空间，才是萧红真正的故乡。然而，在那次关于家乡的谈话中，萧红的回忆和想象经常被萧军打断；萧军的话语更具有压倒性和决定力量。关于家乡，他有地图，有很多回家的设计和安排，而且不由分说就替萧红决定了他的家就是她的"家"。不过，在萧红那里，事情远非如此简单。"你们家对于外来的所谓’媳妇’也一样吗？""而我呢？所去的仍是生疏的地方，我停留着的仍然是别人的家乡。"作为一个女性，萧红以她对空间的敏感，意识到"家乡这个观念，在我本不甚切。"并且尖锐的指出，"那块土地在没有成为日本的之前，’家’在我就等于没有了。"显然，萧红并不认为萧军的那个男性故乡可以涵盖自己个人的故乡。  
       女性出生的那个空间，因为她将出嫁，从一开始就不是她的家；女性结婚后生活的那个空间，其实是陌生的、别人（丈夫）的家，她是一个无根的后来者。这种因结婚迁移而出现的空间断裂，使女性在本质上无"家"。对女人来说，只有丈夫的家，儿子的家，父亲的家，兄弟的家，从来没有"我"的家。这样，"妇女始终是离开了’自身’地点的地点，是一个被剥夺了自身地点的地点。"男人们感叹："上帝，你赋予我们无数的森林，无边的大地和广阔的地平线。我们生活于其中，理应做强者、成巨人！"〖27〗整个世界都是他们的，男人处处是家。相反，"从地球深处到辽阔的天空，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抢夺着女性的空间，作为交换，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他为她买下一幢房子，把她关在里头，对她加上种种限制"〖28〗，造成了女人的处处无家（甚至连关她的"房子"也不属于她）。
       人类学家罗萨尔多认为，在一切已知的社会中，全部存在着某种形式的"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区分，前者与女性连在一起，后者和男性相连。〖29〗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男性"公共领域"可以压制、涵盖或抹煞女性私人领域，就像萧军的"家"无法取代萧红自己的"家"；但这至少可以说明，男人和女人有着迥异的空间形式和空间感觉，以至在萧军看来，萧红的空间意识几乎是不可思议的。  
       萧军记得有这样一件小事。有一次，他们终于又借到了一张床，可以不必挤在一起睡了；熄了灯，分别躺下后，萧军听到萧红在抽泣，一问，萧红说："我睡不着！不习惯！电灯一闭，觉得我们离得太遥远了！"这种遥远、生疏、无从把握的空旷感，正是萧红深深恐惧和逃避的。她是那么迫切的渴望在触手可及的地方，身边，有另一个人的存在：爱她，关心她，支持她。为了躲避这种孤寂，在爱她的祖父死后，面对冰冷疏远的父亲和继母，她轻率的选择了与一个男人同居，"只要有人对她稍稍有爱的表现，她就会盲目的付出比对方多十倍的爱。"跟萧军在一起后，一旦白天萧军出去了，这个"家"立刻就变得可怕起来："家，没有阳光，没有暖，没有声，没有色，寂寞的家，不生毛草荒凉的广场。"〖30〗等萧军回到家中，再清苦再贫寒，家也是萧红的"天堂"了。对此，萧军并不懂，他也承认，"所谓’同病相怜’，只有’同病’才能够做到真正的’相怜’"，而自己顶多只能在"理性上"以至"礼貌上"关心萧红，而且"很快就会忘掉"〖31〗。这"理性"，这"礼貌"，就是萧红和萧军之间的距离，他们无法抹平的空间差异。
       萧红最怕一个人面对无边的寂寞和冷落，而命运偏偏让她一再独自面对孤独无助。武汉沦陷前夕，萧红与冯乃超夫人一起坐船离开武汉。已经怀孕的萧红在码头上跌了一跤，躺在地上好久没能起来，直到被一个船夫扶起；在宜昌，李夫人突然大咯血，萧红被迫一个人奔来奔去找船，那一刻，她对自己的命运似乎有了一种顿悟：  

我总是一个人走路，从前在东北，到了上海后去日本，从日本回来，现在的到
重庆，都是我自己一个人走路。我好象命定要一个人走路似的……〖32〗

       其实萧红曾经有过一次机会，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那次，她遇到了丁玲，两人惺惺相惜。丁玲邀请萧红去延安，她的理由很充足：

平静地住一时期之后而致全力于著作，抗战后短时期的劳累奔波似乎使她感到
不知在什么地方能安排生活。她或许比较我适于幽美平静，延安虽不够作为一个写
作的百年长计之处，然在抗战中，的确可以使一个人少顾虑于日常琐碎，而策划于
较远大的。并且这里一种朝气，或者会使她能更健康。〖33〗

       同样身为女人，丁玲深知那种动荡不安的生活对萧红的损害，也深知一个平静安稳的空间对她的重要意义。她帮助萧红设计了一种新的生活：从日常琐碎中抽身，关注较为远大的事业，换句话说，放弃"小我"，融入集体中去。而这种生活的基本空间是：延安。（当初丁玲也是以革命的集体力量冲淡和化解个人的丧夫之痛。）不知什么原因，萧红并没有接受丁玲善意的邀请，而选择了继续南下，最终到了香港。有人认为萧红如果去了延安，也许不会这么年轻就去世；但以萧红的个性和气质，显然不适合延安，这个公共的、庞大的、有组织的理性空间。相反，香港这个空间的日常化、私人化、细节化、松散性和感官化，应该与萧红颇为投契。从这个意义上说，萧红的空间选择是必然的。有意思的是，与萧红一起被认为是现代文学史上最具才情和个人风格的另一个女作家张爱玲，几乎同一时期也在享受香港的独特世俗生活，尽管两人素未谋面。
       萧红以香港，同时以《呼兰河传》作为生命的终结，也是一种必然，"〈呼兰河传〉不仅反映了她的童年时代的苦闷情绪，而且反映了她在香港时期的悲伤心境。"她对《呼兰河传》的整个写作过程，就是向终点（死亡）和起点（童年）靠近的过程。在这过程中，她一方面为生命终结作预备，一方面又保持着她的过去，重复她的过去──这使她的作品具有了一种奇特的结构：向着死亡，也就向着出生。这种空间结构有效地打破了时间的线性结构，"对临死的经验伴随着童年记忆中花园的钟声"。

对于一个已然失去一切的人，不论他失去的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国度，在某个特
定的瞬间，语言总会变成一个家园……这个国度抹去了各种空间地理分界和时间分  
野……〖34〗

       萧红毕竟以另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