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的清史研究，主题逐渐深化，方法日趋多元，文献、档案不断整理推出，各地相继召开了一些有特色的学术研讨会，总得来说有不小进步。综观2004年的清史研究，除了一些资深清史学家的重要论著之外，一批采用新方法、新视角对某一专题进行深入研究的论著也相继出版。总体而言，主要有以下特点：一、在传统的政治事件、人物研究对象之外，以法律、经济与社会等交叉学科的方法研究清代各种政治社会问题取得了显著成绩；二、区域化显著，清代西北、西南、东北等地区的生态、人口、环境等问题受到关注；三、清代学术史、文化史的研究逐步深入。本文主要就2004年清史研究的论著以及学术活动作一简要介绍，以期反映出本年度清史研究的大体情况，部分专题有信息缺漏之处，还请有关专家指正。

一  史学理论与档案、文献

    本年度数位资深清史学者将长期以来从事清史研究而取得的成果汇集出版，为学界的检索和利用提供了方便，可以看作是过去几十年清史研究的一个缩影。王钟翰的《清史补考》(辽宁大学出版社)，收录作者清史论文21篇，附录其他论文2篇。是作者清史名著《清史新考》、《清史杂考》、《清史余考》的续作，内收《满洲名称考辨》等重要论文，也有作者回忆师友的文字。而全面收录作者清史研究成就的《王钟翰清史论集》(中华书局)也于本年底推出，该书分为四卷，收录作者近70年来所写重要论文、序跋等近200篇。何龄修的《五库斋清史丛稿》(学苑出版社)收录作者研治清史20多年来的重要论文57篇，内容包括清史学史、清初复明运动、清文艺史、其他清史论文、明清文献文章、回忆与悼念师友文章等六个方面，涉及清史的政治、军事、文化等各重大主题。张玉兴的《明清史探索》(辽海出版社)收入论文58篇，分为理论探讨、考证诸文、东北史论等十个主题，显示出作者20多年研制清史的成就。王政尧的《清史述得》(辽宁民族出版社)收录了作者20多年来研制清史的重要论文。全书分为“政治篇”、“人物篇”、“文化篇”三个部分，作者对清代戏剧素有研究，因此“文化篇”中的各篇，是研究清朝文化史的重要参考论文。郑剑顺《晚清史研究》(岳麓书社)收录论文43篇，分为理论、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等8个主题，涉及晚清史研究的各个方面。其他还有邓锐龄的《藏族史论文译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等。

文献档案方面，冯尔康的《清史史料学》(沈阳出版社)是作者在《清史史料学初稿》(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和《清史史料学》(台北商务印书馆，1993年)两书的基础上进行部分修订而成的，书中详论史料对于历史研究的价值以及清朝史料的个案研究，附录《清史专题史料基本书目》、《清代档案史料书刊目录》两文，为学界提供了明晰、详备的清代史料检索门径。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史志办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联合编译的《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全译》(新疆人民出版社)辑入清朝秘密档案1483件，其中正件925件，附件558件，起止时间为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十二月至宣统三年(1911年)六月，是研究西迁新疆的察哈尔蒙古史的重要基础性文献。由北京大学、第一历史档案馆、澳门理工学院整理的《清代外务部中外关系档案史料丛编》(中华书局)出版了“中葡关系卷”、“中西关系卷”，内容均选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存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外务部档案，包括租地划界、互设使领、交聘往来、侨务招工等十几个方面。其中“中葡关系卷”辑录档案553件，时间从1862至1911年。“中西关系卷”辑录档案806件，时间从1864至1911年，该卷内容为首次出版公布。这两部史料丛编的出版发行，揭示了中国近代与葡萄牙、西班牙的关系，对推动中葡关系、中西关系史以及澳门历史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李士根主编的《四川清代档案研究》(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一书，包括《清代南部县衙门档案研究》、《清代巴县衙门档案价值探析》、《清代巴县档案经济资料价值研究》等论文，对四川地区的地方档案进行了初步探索。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晚清东游日记汇编》丛书出版了王宝平主编的《中日诗文交流集》、《日本军事考察记》，是继2002年的《日本政法考察记》、《游历日本图经》之后新增的两种。叶树声等著《清代文献学简论》(安徽大学出版社)，从清代校勘学、辑佚学、辨伪学、目录学、分类学、编辑学、翻译学等方面对清代整理图书的成绩进行了研究，书中以作者发表的各种论文为主，其中有关清代文献的分类学、翻译学等文章，对严复、传教士等译介的各种西方丛书作了简略介绍。施廷镛《清代禁毁书目题注(外一种)》(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由出版单位根据作者的稿本整理出版，全书对清代2000种禁毁书做了内容、著者、版本、行款、纸墨、传承等方面的题跋、注解和阐释，卷首附有《清代禁毁书目详目》，是研究清代政治史、思想史、学术史的重要参考文献。法国汉学家戴廷杰(Pierre-Henri Durand)著《戴名世年谱》(中华书局)，资料收集详备。这部长达90万字、具有资料长编性质的年谱，不仅校订戴氏生平与家族谱系资料，收录了《戴名世集》未收之佚文，且撰有与戴氏及《南山集》文字狱相关的600余人的生平传记，为学界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罗炳良的《清代乾嘉史学的理论与方法》(兰州大学出版社)是一部从整体上对乾嘉史学进行理论研究的著作，作者纠正了传统以“考证之学”来概括乾嘉史学的看法，肯这了乾嘉史学的理论成就。全书从五个方面论述了乾嘉史学中的理论问题，是近年研究乾嘉学术中不多见的理论探讨著作。

二  政治、法律、军事

    袁闾琨、蒋秀才等人编写的《清代前史》(沈阳出版社)，以1616至1649年(多尔衮去世)作为清代前史的断限，认为太宗死后实际统治者是多尔衮，所以，传统的以1644年明朝灭亡、清朝入关为前史的断限有不妥之处。全书从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论述了满族崛起与清朝入主中原的历史。万依、王树卿等一批故宫博物院的专家编写、成书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第一部全面论述清朝宫廷史的著作《清代宫廷史》(百花文艺出版社)，于本年度付梓与读者见面。本书从入关前宫廷出现一直写到清朝覆亡，从内宫典制、建筑、经济、后宫习俗，辅之以各个时代的政治事件，全面论述了清朝内宫的历史，附录《清代宫廷史大事记》，是研究清代皇权、皇族、中央政治的重要参考书。此外，台湾学者那思陆于1992年在台北出版的《清代中央司法审判制度》一书，经过作者进行部分校订后，本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简体字版。全书分为清入关前司法审判制度、中央司法审判机关、清代中央司法审判程序等几个章节，附录《清代各类人犯的刑之执行》。桑兵《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北京大学出版社)将大量档案文献、海内外材料排比解读，细致考辨庚子年间的有关史实。作者以康有为、唐才常等维新势力在庚子年的活动为叙述重点，涉及保皇会、中国议会、兴汉会、革命党、新加坡华侨、广东秘密社会、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等重要社会势力群体，从不同视角剖析晚清变幻不定的政治风云。刘文鹏《清代驿传及其与疆域形成关系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通过对清代驿传在地域范围上变化的考察，揭示清代驿传具体的实际运行方式，阐述其在国家政治、军事、疆域形成等方面的作用。此外，秦树才《清代云南绿营兵研究——以汛塘为中心》(云南教育出版社)对地方军事作了个案研究。汪国志的《周馥与晚清社会》(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则对晚清重要的地方大员、学者周馥作了研究。

论文方面，张玉兴《明清易代之际忠贰现象探赜》(《清史论丛》十八辑)，对明清易代之际的忠、贰两种历史人物进行了全面论述。他指出：忠义之士所体现的是人间的浩然正气，而叛明降清的贰臣则是趋利忘义的耻辱大恶。“表彰忠义、鞭笞叛贰，对弘扬正气，倡导热爱国家、热爱民族，倡导献身精神，自有深远的意义”。张世明《清代宗藩关系的历史法学多维透视分析》(《清史研究》1期)用发生学、语言学、法理学的方法，对清代宗藩关系进行了多视角的研究，指出清代宗藩关系很大程度上是清朝政府当时实践理性所形成的“地方性知识”，具有明显的满族特性。从空间而言，其内外层次具有相对性，随时问而变化，各种名称的指射随语境而不定。清代宗藩关系的法律制度在近代国际法体系中具有普遍性与合法性，保护制度与宗藩制度的冲突是特定时空下建构的两种法律模型的角逐，其底层的原因在于国家控制力与法律精细化的不同。杨珍《清朝权臣与皇权的关系及其特点》(《清史论丛》第十八辑)考察了康熙初年的鳌拜、康熙前期的索额图与明珠、雍正初年的年羹尧与隆科多、乾隆后期的和珅以及咸丰中后期的肃顺等七个清朝有名的权臣，分析了他们出现的历史机缘。认为清朝皇权能够最大限度地约束权臣，使之为皇权的进一步集中、巩固发挥积极作用，同时将其对皇权的威胁，限制在相对较小的范围内。而清朝权臣对皇权的依附性，也超过包括明朝在内其他王朝的权臣。赫治清《清代邪教与清朝政府对策》(《清史论丛》第十八辑)对中国历史上的“邪教”一词进行溯源，详细论述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邪教”概念及其内涵的演变，集中阐述了清代“邪教”的六大基本特征、清朝政府有关“邪教”问题的七大对策、清代邪教屡禁不止的原因，以及清代邪教与民间宗教、秘密教门、农民起义关系等问题。林乾《清代旗、民法律关系的调整——以“犯罪免发遣”律为核心》(《清史研究》1期)通过研究这一具体律文及例的变化，揭示了清代两个法律主体——旗与民的法律关系调整及其意义，指出虽然清代在对旗、民“同罪异罚”的调整上做出不懈的努力，但此一问题直到晚清变法时期才得到根本解决。而常书红《清代北京的旗、民一体化进程——兼论北京满汉文化的交融》(《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期)从整体上对清代旗与民一体化过程进行了论述，得出了与上文相近的结论。在社会阶层一体化问题受到关注的同时，地域的一体化也有人论及。卢建一《试论清代闽台一体化的形成》(《东南学术》2期)则从行政、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对康熙统一台湾后闽、台之间的一体化进程进行了研究。汪毅夫《清代台湾的幕友》(《东南学术》1期)则从《清实录》及清人文集的材料出发，对清代台湾官员辟置幕府进行了研究，得出清代台湾与福建幕府之制具有同一性的结论。王雪华的《清代吏员的录用、迁转与离役》(《武汉大学学报》5期)简略阐述了清代吏员的选拔、考核等管理规定。马自毅的《“总教习”还是“洋文正教习”——严复任职北洋水师学堂期间若干史实考证》(《历史研究》2期)和戚学民的《<政治讲义>文本溯源》(《历史研究》2期)是两篇研究严复的文章，分别澄清了严复研究中某些误解。陈亚平的《<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与清末修律辨析》(《清史研究》1期)认为，清末签署的《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并不像过去多数人所评价的那样是“屈从帝国主义意志”，而是清政府主动提出的修律要求，是当时中国社会观念变迁的必然选择。有关论文还有龚汝富的《清代保障商旅安全的法律机制——以<西江政要>为例》(《清史研究》4期)、张小也的《健讼之人与地方公共事务——以清代漕讼为中心》(《清史研究》2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