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年度社会史研究取得了不小成就，多部采用多学科交叉研究方法的著作和论文给人以突出的印象。陈亚平《清代法律视野中的商人社会角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探讨传统中国社会结构中，法律、伦理的关系以及商业、商人的角色变迁，对清代的各种商法、经济政策、商业活动与商人的互动关系作了阐述。秦燕等人著《清代以来的陕北宗族与社会变迁》(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利用陕北民间的族谱、宗谱、村志等资料，结合田野调查的方法，对清代以来陕北地区的宗族形成、功能、结构以及同国家权力的关系等问题作了比较全面的研究。梁景之《清代民间宗教与乡土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论述了清代民间宗教，信仰体系的结构与内容，群体的结构与活动，内丹修炼与神秘体验，民间宗教与乡土社会等内容，附录《福建民俗宗教信仰的实态》一文对福建地区的民俗宗教资料进行了研究。定宜庄、郭松义等著《辽东移民中的旗人社会——历史文献、人口统计与田野调查》(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应用社会学、人口学、统计学等多学科的方法，对清代辽东最重要的移民群体即编入八旗制度的汉族移民群体和由他们构成的社会进行了深入研究，是清代东北史、移民史、人口史以及民族史领域的重要著作。夏晓虹的《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舍弃了研究者常用的以官方档案、笔记、诗文集或其他文学作品作为主要文献的取向，而将近代报刊资料作为整个研究工作的文献基础。作者采用“进入报刊、返回现场”的方法，以女性研究为视角，重构了“天地为之变色”的晚清社会，全书分为“女性社会”、“女性典范”、“女性之死”三个部分，对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等重大问题提出了不同看法。

论文方面，颜廷真、韩光辉《清代以来西辽河流域人地关系的演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3期)考察了清代以来近300年问西辽河流域行政格局、人口、土地利用、动植物等人地关系要素的变化。卞利《清代户籍法的调整与农村基层社会的稳定》(《安徽大学学报》1期)从清代户籍的分类、户籍编审、摊丁入亩、保甲制几个方面对清代户籍法调整的过程进行了论述，并指出其对基层社会稳定的意义。潮龙起《清代会党的地域环境与清政府的社会控制》(《史学月刊》4期)论述了清代会党活动的地域环境特点以及清政府的相应控制措施。吴洪琳《清代陕西社仓的经营管理》(《陕西师范大学学报》3期)考察了清代陕西社仓通过耗羡银建立起来的特点以及经营管理的调整、形成民管与官管并行的制度。李文海、朱浒的《义和团运动时期江南绅商对战争难民的社会救助》(《清史研究》2期)指出，庚子事变后，由江南士绅对京津一带的救助，体现了传统慈善行动与西方公益事业结合的新式救济模式。夏春涛的《太平天国妇女地位问题再研究》(《清史研究》2期)认为太平天国虽在妇女地位问题上有某些进步思想，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妇女处境，但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格局并无实质变化。

六  科举与学术

    明清之际以及乾嘉时期学术的研究向来受到学界的重视。汪学群的《清初易学》(商务印书馆)，将清初易学作为一个整体，对顺、康时期的十几位主要易学家及其易学著作进行了详细、周审的研究，内容涉及思想、学术与政治，是研究清初学术的一部重要著作。刘仲华《清代诸子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考察了诸子源流、分类，对清代诸子学中“以经证史”、子书的整理、乾嘉义理学、诸子学与晚清学术等问题作了探讨。樊克政《龚自珍年谱考略》(商务印书馆)利用家乘、家谱以及同时代人诗文材料对龚自珍的年谱进行了详细考述。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是后人在其《清代科举考试述录》(1956年)一书的基础上，重新注释、修订出版的一本著作。邓云乡《清代八股文》(河北教育出版社)是一部知识性读物，介绍了八股文的产生、源流、存废及其与科举考试的关系等常识。赵永纪主编的《清代学术辞典》(学苑出版社)收录词条4600多条，亦具参考价值。

    论文方面，周积明、雷平《清代浙东学派学术谱系的建构》(《学术月刊》6期)对“浙东学派”由黄宗羲提出，经章学诚、章太炎、梁启超等不同时期学者的重新建构而产生的三种不同谱系进行了考察，并分析了其背后的原因。林军《清代考据学的兴起与诸子学历史地位的升降》(《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期)则考察了传统儒学与诸子学的长期紧张关系，在考据学兴盛时期诸子学得到重视，而到了道咸以后随着社会危机的出现，社会上出现批判的思潮，为诸子学复兴提供了契机。罗检秋《从清代汉宋关系看今文经学的兴起》(《近代史研究》1期)认为，乾嘉时期汉宋对峙及调和汉宋之争的困境导致士人日益从今文经中发掘微言大义，从而开出常州今文学派和晚清经世之学的门径。漆永祥的《惠栋易学著述考》(《周易研究》3期)、刘墨的《惠栋与汉学》(《社会科学辑刊》4期)、黄爱平的《袁枚经学观及其疑经思想探析》(《清史研究》3期)、陈居渊的《论阮元的经学思想》(《中国哲学史》1期)、顾奎相与陈涴的《章学诚与清代史学新风》(《中华文化论坛》2期)、张维的《论章学诚、姚鼐对考据学的态度》(《广西社会科学》2期)等文，对乾嘉学者作了个案研究。孙钦善《清代考据学的分期和派别》(《中国文化研究》1期)、陈冬生《清代山东“汉学”流变及学术成就》(《东岳论丛》3期)、王世光《清代中期“以礼代理”说刍议》(《孔子研究》2期)、张淑红《<汉学商兑>与清中叶的汉、宋之争》(《南开学报》1期)等，分别对乾嘉汉学兴起的原因、分期、派别、取向、流变及相关问题进行了考察。

以上是2004度(2003年10月——2004年10月)清史学科各方面的研究的大致情况，除此以外，本年度学界还召开了一些具有特色的学术会议。2003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举办学术论坛，中心议题为“从传统到现代：16—20世纪初中国社会变迁与历史道路”，与会学者围绕“现代化研究、社会变迁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中国社会变迁的基本特征、社会发展水平之估计及其与欧洲变迁道路的比较”、“社会变迁个案研究”等主题展开了讨论。8月，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等单位举办“满学和北京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者提交的论文内容广泛，包括清入关前史、满族文化与风俗、满语研究、满文文献、八旗制度、旗人社会生活、清代北京文化、清代人物研究、宫廷史研究等各个方面。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在武夷山联合举办了“中西文明交融与兴衰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共收到49篇论文和提要，分别从宏观上以及文化、经济等层面，对中西文明交流的历史展开多方位探究。这些学术活动为促进学术交流、启发学术创新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2003年10月，由台湾佛光人文社会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第一届清史学术研讨会”召开，来自大陆的清史编纂委员会部分专家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的部分学者参加会议。会后，举行“两岸学者《清史》纂修座谈会”，台湾学者就清史纂修的体裁体例、关于现有的清史文献、档案资料的整理利用、具体的纂修步骤、方法等问题提出意见与建议(参见张永江：《兰阳论清史——佛光大学第一届清史学术研讨会综述》，载《清史研究》2期)。

总的来说，这一年的清史领域，在各方努力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清史研究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也不容忽视。理论研究陈旧空洞、实证研究缺乏对大背景框架的关注、论文低水平重复等问题长期困扰着学科的进步。学术研究缺乏范式意识，不能在已有学术成果的基础上持续推进，从而使得某一领域的研究无法取得显著进步。部分论著和译作缺乏必要的学术规范、粗制滥造的情况相当突出。从这一点来说，清史研究学术水平的提高，还需要在学术制度、学科规范等方面进行长期建设，清史学者进行长期艰苦的努力才可以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