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洲的青铜器有早晚之别，最早的为二里岗上层，但最晚的青铜器为殷墟一期，因而大洋洲遗存的年代“应当在殷墟一期，它在商代大型铜器墓分期序列中应在殷墟妇好墓之前，而不是与之相当，应是殷墟一期偏晚的一座大墓。”“可能相当于殷墟早期，稍早于妇好墓。”

殷墟早、中期说。该遗存的发掘者彭适凡等认为，大洋洲最早的青铜器为二里岗上层，最晚的相当于殷墟早、中期，并结合陶器断定该墓“下葬年代应在商代后期早段，大体相当于殷墟早、中期。”李学勤认为将该墓的年代定为“商代后期早段的吴城二期是妥当的。”

殷墟三、四期说。邹衡认为，大洋洲青铜器有早晚之别，第一阶段相当于二里岗上层，属此期的青铜器比较少；第二阶段相当于晚商早期，亦即武丁前后，更多的青铜器属这一阶段；第三阶段相当于武丁以后，并推定该墓的年代应在商代后期晚段，即殷墟三、四期。陈旭也认为，大洋洲青铜器较多的具有殷墟二期的特征，这说明它吸收了该期文化的因素，时代应比殷墟二期要晚；大洋洲的陶器与吴城二期并不完全相同，时代比吴城二期要晚，因而大洋洲遗存的年代当“确定在殷墟晚期比较合适。”

西周中期说。林巳奈夫通过对大洋洲青铜器与中原青铜器比较后认为，最晚的青铜器应是西周中期，虽然大洋洲遗存中也确有不少的青铜器属商代后期早段，但这是“由于该制作传统自商代后期早期阶段到西周中期这一漫长的时期内在当地得到维系继承的结果。”

春秋早期说。马承源认为，大洋洲３件钲（即发掘简报中所说的大铙）上“有明显的土墩墓系青铜器上的纹饰，而伴有青铜器的土墩墓，其时代很少能超过春秋早期。”这样就很自然令人理解为大洋洲青铜器群的年代最早也只能是春秋早期。

瑞昌铜岭铜矿石的去向 刘诗中、彭子成等人利用现代科学检测手段，对长江沿岸的铜矿石和江西、湖北、郑州、安阳等地出土的商代青铜器进行铅同位素测试研究，结果表明，安阳的商代青铜器中有一部分可能是用铜岭的铜矿石铸成的，江西吴城和大洋洲出土的青铜器则是用瑞昌铜岭商周矿冶遗址的铜铸造的。张永山根据考古发现，并结合甲骨文、金文与历史文献中的相关记载进行全面研究后指出：商代存在一条经汉东翻越大别山进入河南的南铜北运线路，武丁南征就是为打通这条通道。



吴城文化研究前瞻


（一）吴城文化的渊源与去向

江西地区的先秦考古发展极为不平衡，吴城文化的上限年代只是早商偏晚的二里岗下层晚段，更早的文化是什么？换句话来说，吴城文化的直接前身何在？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答案。赣江鄱阳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段的考古学文化是“樊城堆文化”，相当于夏时期的典型遗址还没有发现，遗物在广丰社山头遗址、新余斜里遗址和萍乡虹桥禁山下遗址等地有零星出土，它与“樊城堆文化”和吴城文化之间的发展演变过程及方式尚不明了。依目前的考古材料分析，吴城文化与“樊城堆文化”之间有缺环，还不能衔接，两支考古学文化间的连接阶段还需要进一步的发掘工作来研究和完善。弥补这一缺环，建立江西考古学文化体系，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江西考古工作的迫切任务，也是江西考古研究工作中十分重要和紧迫的课题，应予以足够的重视。

吴城文化的发展去向，也不是太清晰。由于江西的考古遗址多数是西周时期的堆积直接叠压在新石器时期地层之上，目前还没有找到吴城文化与西周时期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典型地层。从器形来看，吴城文化的主要陶器与西周时期诸考古遗址中的同类器物，演变轨迹也不是太清晰，两者间也存在明显的缺环。吴城作为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吴城二期末或三期初突然废弃了，这个中心转移到哪里去了？发生这一转移的原因是什么？新干大洋洲和牛头城的发掘，似乎露出了一线曙光。近年在牛头城的调查与试掘表明，该城的城墙建于商代晚期，西周是其兴盛期。那么，牛头城与大洋洲遗存的关系如何？与吴城的关系又如何？这些问题的解决都有赖于今后考古工作的进展来回答。

（二）吴城文化王陵与宗庙的寻找

吴城是一处城址面积６１．３万平方米、分布面积达４平方公里的古城，从商代早期延用到商代晚期，时间长达数百年，各个时期城内不同区域的功能如何？目前不是太清楚。吴城作为当时的都邑，必然会遗留下与其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大型祭祀或宗教礼仪建筑遗存，目前仅发现了一个祭祀广场和一条通向祭祀广场、铺设考究的道路，王陵、宗庙、大型夯土台基等礼仪建筑遗存还没有找到。而这些恰恰对我们判定吴城文化的社会性质、政治结构等极为重要，都有赖于今后大量细致的田野考古工作来证实。

（三）吴城文化诸聚落间的关系

聚落考古对于吴城文化而言，目前首要的是尽可能搞清楚吴城文化诸遗址的分布状况，确认各遗址间的相互关系，这里包含了时间关系和空间关系。吴城文化分布在赣江鄱阳湖流域的广大地区，各地发掘与研究工作的不平衡状况，制约了我们从文化整体的角度来考察这个问题。吴城文化已发现的遗址有１００多处，它们的年代、性质及其与周围遗址间的关系，还不是很清楚，当中应该存在不同等级、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遗址，吴城毫无疑问可以作为吴城文化的中心聚落遗址对待，那么，次级中心在哪里？包括哪些？吴城与大洋洲遗存的关系又如何？各遗址的分布规律如何？这一系列问题的解决，均需要我们不懈的探索。考古学文化研究的深入都有赖于每一次考古学实践，吴城文化过去３０年的认识就是从每一次考古学实践中产生和发展的。同样，要使吴城文化的研究更加深入，认识更加全面，必须在既往认识的基础上更加深入全面地开展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取得科学的一手资料。

我们要进一步打开思路，拓宽研究视野，不能仅仅局限在吴城文化本身，不能就吴城文化谈吴城文化，而是要从微观到宏观，全方位地展开我们探索的目光，用各种可能的理论体系、技术方法去寻找历史的真实。一方面要将吴城文化放进赣江鄱阳湖流域先秦文明进程的历史背景中去审视它；另一方面，我们的研究要有一个宏观的视角，要把吴城文化放到长江流域古代文明进程中去审视它。从整个长江流域来看，在距今５０００—４０００年这一阶段，文化发展最高峰是良渚文化；在距今４０００多—３０００年左右，文化发展最高峰是石家河文化；在距今３０００年左右这一阶段，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文化发展的最高峰是三星堆文化和吴城文化。吴城文化又是商代文化的一个部分，因此我们要以吴城文化为基础，再结合赣江鄱阳湖流域及四邻地区的青铜文化进行比较研究，要充分考虑到商文化的南渐对整个长江流域商代文明进程的影响，要研究当时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的？更要研究吴城文化与当时周边各区系文化相互之间的交流与影响，在这样一个大的时空范围内归纳和认识吴城文化的基本特点及其源流，我们或许对吴城文化会有一些新的感悟和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