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論宇宙萬物本體，必兼言「理」、「氣」。然朱子言理氣，乃謂其一體渾成而可兩分言之，非謂是兩體對立而合一言之也。此層最當明辨，而後可以無失朱子立言之宗旨。[60]
從變化與不變、相對與絕對、部份與整體、一元與二元等觀念分析張載及朱子的思想。觀念雖然並非全新，然而使用邏輯上的二分法直指本體，以解析其哲學上的基本性質，其論說與行文的方式與古人實大不相同。除此之外，錢先生著作的體裁、章節的分合、敘事論事的次序與分類的方式所受現代學術系統化、分析化與邏輯化學風的影響，也處處可見。[61]
錢先生詮釋理學時所受西方的影響雖有如上述，然而這些說法在錢先生對理學的詮釋體系中，並不佔主要地位。錢先生對理學的認識，出自生命的親切體驗；他對理學的研究，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則以欲知其人必論其世，且必究其思想之淵源與發展的史學研究為中心。錢先生所理解的理學，門庭極廣，意趣多方，不能以任何一種單一的線索或系統化的哲學體系來理解。中國古人並不喜作嚴格意義的系統思維，錢先生也並不企圖為古人重建哲學系統。當他用現代學術語言詮解理學時，通常是將他自己長期浸潤在古文與歷史世界中之所得，「翻譯」給現代中國人聽。此種翻譯，乃所謂假妄說真，往往並不代表錢先生對於理學的終極見解。錢先生的著作，絕大多數時候仍使用古文或變自古文的語體文，從各種不同的角度與線索，來闡釋古人的思想。對於錢先生而言，只有無可化約的古文世界與歷史世界，才能代表古人思想行為的真正情貌；至於如何深入這一古典世界，除了用身心性命長期浸潤於其中之外，別無他法。[62]至於前述「無極而太極」及「理與氣」的新釋，以及運用西方觀念與方法重新解析傳統思想，對於錢先生有關理學的理解，當然會造成一定的影響。然而這些影響較之於錢先生所重視的古文與歷史世界，實退居次要地位。
錢先生治理學既然有如上述，他對於一切從西方的學術觀點與觀念世界出發，重新理解乃至支解古人思想的作法，非常不能接受：
又所謂分門別類之專家學，是否當盡棄五千年來民族傳統之一切學問於不顧？如有人謂，非先通康德，即無以知朱子。但朱子之為學途徑與其主要理想，又何嘗從先知康德來。必先西方，乃有中國，全盤西化已成時代之風氣，其他則尚何言。[63]
近代中國人必崇西化，特據西方哲學，求為中國古人創立一套哲學，而又必據西方哲學作批評，使中國哲學乃一無是處，終亦不成為哲學。斯誠不具體不落實，亦西方哲學架空乘虛之一端矣。[64]
他一向認為作學問必須先能深入，再談跳出。學者若不能親切體會古人的言語思想，而援引西方觀點從外部來窺測，其效果不僅有限，且容易犯根本性的錯誤。錢先生教人治理學，終究以不斷深入古人的精神與歷史世界為本：
《學案》與《提綱》，皆於朱子之學術、思想分途敘述。其思想方面，雖片言隻辭，皆出朱子所躬行實踐，親體默證。讀者當反求諸己，心領神會，得一善而拳拳服膺，可以終身享受。此乃理學之所以為可貴處。至於學術方面，則不論經學、史學、文學及其他諸端，在朱子亦自有此成就而止，學者當不以其所成就而自限。只求得此?範，明此途轍，鳶之飛，魚之躍，海闊天空，將一任學者之自極其所至。[65]
然而真能深入，自然能出。從此「海闊天空，將一任學者之自極其所至，」又豈是前人所能限制。
四、結論
理學之於錢先生，從作為人生的教訓與昭示人生的理想境界始，亦以回歸做人與為學合一的學問終。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只看到錢先生的學問循著這條線索一路深入，並不求出。錢先生早年由文學、理學、經學、子學而史學，學問的規模逐漸擴大，然而就錢先生而言，他「一生讀書只是隨性所好，以及漸漸演進到為解答在當時外面一般時代的疑問，從沒有刻意要研究某一類近代人所謂的專門學問如史學文學等。這是我一生學習的大綱，亦是我私人一己的意見。」[66]從吾所好，為己之學，這是儒學與理學的大綱領。然而在這個「隨性所好」的過程當中，錢先生學問的深度與廣度，卻達到古今罕有其匹的境地。錢先生說：
故言學術，中國必先言一共通之大道，而西方人則必先分為各項專門之學，如宗教、科學、哲學，各可分別獨立存在。以中國人觀念言，則茍無一人群共通之大道，此宗教、科學、哲學之各項，又何由成立而發展。故凡中國之學，必當先求學為一人，即一共通之人。[67]
中國傳統上做學問要講「通」，我不是專研究想要學近代人所謂的一文學專家或史學專家。亦可說，我只求學在大群中做一「人」，如中國傳統之儒學子學，至於其他如文學史學亦都得相通。[68]
中國傳統學術從講求為人的共通道理、學習「在大群中做一『人』」出發，而後發展出分門別類的各項學問。換言之，學做人才是一切學問與道理的根本，離此源頭活水則無所謂儒學與理學。錢先生這種態度，固然深受理學家的影響，其終極所嚮則在孔子：
我平生自幼至老，只是就性之所近為學。自問我一生內心只是尊崇孔子，但亦只從《論語》所言學做人之道，[69]
錢先生從這個觀點闡釋孔子、儒學、以及他自己一生的追求。中國文化源泉混混，必須上溯先秦；儒學源遠流長，必須歸本孔子。理學也只是這其中的一部份，然而就為人與為學合一而言，是其核心的部份。
吃緊為人，一切從做人出發，這本來是理學的真精神。錢先生之於理學，從開始便重實踐與體驗。理學的道理，是錢先生的真生命而不僅是研究的對象；理學家的詩文，則是他日常相伴，造次不離的精神資糧。讀書、著述、賞花、奕棋，理學的道理無所不在；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希聖與希賢為其終生之志。錢先生行、止、坐、臥早已入定境；作、起、遊、息，處處皆得活水源頭。他充實而有光輝的一生，就是理學最好的示範。
因為時代的不同，錢先生一生的學術工作，畢竟與理學家大為相異。面對中西文化的交會與衝突，錢先生一生致力於發明中國歷史與文化的真相與意義，以為民族文化保留其可大可久的生命。宋人闢佛而爭道統，錢先生則轉而以整個歷史文化的傳承為道統。宋人一心要完成代表最高道理的宇宙與心性論的體系，錢先生則用學術思想史的眼光重新說明理學的各個層面，並進而分析其得失。這都是錢先生不囿於理學傳統的地方。
錢先生之於理學，既能深入，又能從史學、儒學大傳統、西學等多種角度跳出反思。他贊成學者使用現代觀念去研究與闡明理學，然而他懷疑全面使用西方的觀念架構去詮釋古人的有效性。至於有關宇宙論、形上學、認識論、倫理學等問題，錢先生都將其融入其學術思想史的研究中，並不抽象分析其內容。這不僅是因為錢先生的學術基本上是儒學、史學而非經學、子學或科哲學，更重要的是，錢先生認為中國學術從明末之後，本來便應走向一個新的道路。由理學而史學，本是從陽明學到浙東史學的發展。上接此傳統，下承時代的挑戰，錢先生之學所重在於認識歷史文化的傳統，而非抽象的宇宙人生之根本義理。然而他並非不講義理，只是繼承浙東之學的「不離事而言理」，刻就具體的歷史文化中發掘事理與意義，因此而可以對學者有極深的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