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周礼·冬官匠人》，据孙诒让《周礼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卷八三，页3423～3428。
[2]程大昌《雍录》（北京，中华书局，2002）卷一“三辅黄图”条，页5～6。
[3]见陈直《三辅黄图校证》（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页5。
[4]陈直《秦汉瓦当概述》（济南，齐鲁书社，1981年排印《摹庐丛著七种》本），页348～349。
[5]见《三辅黄图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5），页5。
[6]《三辅黄图校释》，页67。
[7]《三辅黄图校证》，页19。
[8]《丛书集成》初编排印清毕沅校刻《三辅黄图》（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页6。
[9]《三辅黄图校释》，页187。
[10]《三辅黄图校证》，页67。
[11]清毕沅校刻本《长安志》（北京，中华书局，1990，影印《宋元方志丛刊》本）卷四《汉宫室》二“长门宫”条，页93。
[12]《三辅黄图校证》，页69。
[13]《三辅黄图校释》，页191。
[14]《三辅黄图校证》，页136～137。
[15]《三辅黄图校释》，页349～350。
[16]我在1988年刊发的《西汉至北周时期的陆路交通》（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3辑）一文，对此曾做过考证，何说与拙见相同，余文见拙著《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6），页117～141。
[17]《长安志》卷五《汉宫室》三“霸昌厩”条，页99。
[18]参见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北京，中华书局，1963），页85～86。
[19]《三辅黄图校证》，页30。
[20]《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85）卷一九一《居处部·市》，页924～925。
[21]《三辅黄图校释》，页96。
[22]《三辅黄图校证》，页6；《三辅黄图校释》，页24。
[23]《丛书集成》初编本《三辅黄图》，页2。
[24]《水经·渭水注》，据王先谦《合校水经注》（上海，中华书局，民国排印《四部备要》本）卷一九，页8a。
[25]参见宋人洪适在《隶释》（北京，中华书局，1985）卷二○（页195～200）举述的《水经注》中此类石碑。
[26]张澍辑《三辅旧事》（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丛书集成》初编影印《二酉堂丛书》本），页4。
[27]《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卷二九《沟洫志》唐颜师古注，页1693～1694。
[28]《水经·渭水注》，又《水经·沔水注》，据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卷一九，页4a；卷二八，页6a。
[29]《三辅黄图校释》，页347。按《三辅黄图》记述的这一“石徼”，与《水经·渭水注》中丰、渭二水交汇处的石激为同一设施，我在《西汉至北周时期的陆路交通》一文，已有论述，见拙著《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页129。
[30]《水经·济水注》，据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卷七，页7b～8a。
[31]《水经·沔水注》，据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卷二八，页6a。
[32]在特殊情况下，若激的规模修筑过大，会给人以喧宾夺主的感觉，即堤激在人们心目中的重要性盖过河堤本身。《水经·河水注》（见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卷五，页9a）载“东汉安帝永初七年，令谒者太山于岑于石门东积石八所，皆如小山，以捍冲波”，就是如此，由于这几所堤激规模庞大，人们并不称其为堤激，而是反过来“谓之八激堤”。这种所谓“激堤”，事实上与后世的丁字坝已经非常接近。
[33]《汉书》卷二九《沟洫志》，页1693。
[34]王先谦《汉书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卷二九《沟洫志》，页863。
[35]按“观下”颜师古释为东郡观县，而黎阳属魏郡，所以中华书局点校本在黎阳、观下之间点断。这里改作连读，是审度贾让这段议论的通例，乃是讲河流流至一具体地点而施加堤、激工程迫使其改变流向，故凡提到两个地名，应是其相互间有大小隶属关系，而不是平行的两个地点，如东郡平刚、魏郡昭阳，都是如此；另外上文已经明确讲到，河道的第一次东折，就发生在黎阳，因而河流在这里也绝不可能再流回黎阳，观下必定是黎阳辖下的一个小地名，不会如颜师古所释，是指东郡观县。
[36]水利史学界对于“堤激”的理解，似乎可以举述周魁一著《中国科学技术史·水利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作为代表。周氏在此书第四章第六节《堤防与埽工》（页327）中，亦依从中华书局本《汉书·沟洫志》，读作：“……石堤，激使……。”
[37]杨思植、杜甫亭《西安地区河流水系的历史变迁》，刊《陕西师大学报》1985年第3期，页91～97。
[38]《三辅黄图校释》，页87～88。
[39]赵一清《水经注释》（台北，华文书局，1970，影印乾隆甲寅赵氏小山堂刊本）卷一九，页1017。杨守敬《水经注疏》（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卷一九，页1589。
[40]《汉书》卷六八《霍光传》唐颜师古注引如淳语，页2940，页2943。
[41]《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卷一一《刘玄传》唐李贤注，页475。
[42]《太平御览》卷一八二《居处部·门》引《水经注》，页887。
[43]《水经注》（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影印明《永乐大典》写本）卷八，页347。王国维《水经注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卷一九，页609。按王国维《水经注校》汇校有《水经注》各种早期版本的文字异同。
[44]关于汉长安城十二门名其他具体研究，请参见拙著《<水经·渭水注>若干问题疏证》，原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总第3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收入拙著《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页252～271。
[45]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北京，中华书局，19）卷五《史部》三，页447。
[46]《三辅黄图校释》，页1、页3。
[47]据傅增湘倩丁秉衡过录毛扆校宋本，见北京德宝2005年艺术品拍卖会古籍文献专场拍卖图录《古籍文献》（北京，北京德宝国际拍卖有限公司，2005），第73号拍品。
[48]陈直明白古本与今本的性质差别，所以在所做《校证》本中特地说明：“清代孙星衍、庄逵吉等人或有校本及佚文辑本，本书仅就今本作校证，他书故未论及。”见《三辅黄图校证》序言，页3。
[49]《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卷三三《经籍志》二，页982。
[50]称“黄图”者如《史记》卷一二○《汲郑列传·集解》引如淳语，页3110；称“三辅黄图”者如《史记》卷一○《孝文本纪·集解》引如淳语，页432。
[51]若陈直所述瓦当“昔引”两字无误，那么，唐孔颖达《尚书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0，影印阮刻《十三经注疏》本）卷一一《泰誓》篇疏（页181）引西晋皇甫谧《帝王世纪》记述的如下典故，似乎与“昔引黄图”语相关：“诸侯叛桀，关龙逢引皇图而谏，桀杀之。”即瓦当文之“黄”系通作“皇”字，“昔引黄图”即指此关龙逢引皇图谏殷纣王事。唯今所见秦汉瓦当，每瓦俱单独成文，而此“昔引黄图”瓦当语义未尽，需有下文照应，且秦汉瓦当文字并无如此曲折隐晦者，所以仍不可通。
[52]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北京，中华书局，1998），页635～636。
[53]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北京，中华书局，1980，影印阮刻《十三经注疏》附刊本）卷一《周易音义》述郑玄注《周易》，页105。
[54]赵力光《中国古代瓦当图典》（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页464～465。
[55]赵力光《中国古代瓦当图典》，页656，页658～659。
[56]曹婉如等编《中国古代地图集》（战国——元）（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图版10～11。
[57]“黄图”的含义另外还可以分别从“天”、“地”两方面来考虑。“天”是古代在天文学上运用有一种“黄图”，以黄道为纲展示日月星辰诸种天象，见孙吴时人赵君卿之《周髀算经》注（北京，中华书局，1963，《算经十书》本《周髀算经》，页46）。可以借用这一名词，比拟《三辅黄图》所记秦汉宫观楼台为星宿。“地”是何清谷已经提到过的《易经》所说“天玄而地黄”，即可以用“黄”来表示大地（不仅是何清谷所说的“中央”之土地），若然，则“黄图”就是“地图”。但这两种推测，似乎都不如将“黄图”解作“廣图”更为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