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帝国主义与在第三世界的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3)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1
惊人地简单，并且不容轻易忽略，因为它似乎已经被证明是正确的，至少在目前来说如此。选择自由和消费者的主权等意识形态对于西方的那些看透了的人来说显得太粗陋了，但对大多数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的处于产品匮乏中的消费者来说，正象最近的历史所证明的，毫无疑问是一种潜力极大的力量。“美国方式”的信息确实已经借助通讯方面的技术更新绕过政府的领导人而直接传送给了各国的人民。这一点，在东欧共产主义的垮台，特别是 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等事件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信息传播的主要目的是促进消费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即使是传播给那些仍然得不到消费品，或着实际上没有能力购买消费品的人们。
拉丁美洲对媒体的研究
从七十年代开始，在拉丁美洲对媒体的研究非常兴盛，这是因为在知识层面上受到依赖理论所引发的支持性评论的刺激，在政治上起因于萨尔瓦多·阿连德为首的人民阵线政府领导期间智利所发生的事件(Dorfman, 1983)，以及受古巴（ Kunzle 1978; Hamelink 1984)、尼加拉瓜（Mattelart, 1986）和其他地区的媒体实验的启发。朗卡格里奥罗，一位媒体研究的积极参与者，曾经在一篇关于《跨国通讯和文化》（Roncagliolo, 1986）的论文中对这方面的研究作了非常有帮助的概括，参考这篇论文作为一个引导，将帮助我们了解这批复杂而又经常是不易搞到手的研究工作。
研究者提出了三个中心问题：
在跨国化过程中，文化占有什么地位，而信息交流在文化过程中又占有什么地位？消费的跨国化除了预示着国际范围内需求的同质化之外，还包括什么其他更多的东西？是否存在所谓“跨国文化”这种东西，还是说，实际存在着的，不过是的国际化了的行为模式？（Roncagliolo, 1986, p.79）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几个主题被明确出来，例如对国际上新闻流动的研究（对“商业概念的新闻”和“作为社会公益的信息”观点的批判）；跨国化的媒体所推行的文化被加赋以普遍意义，变成“跨国文化”；新的通讯技术（数据处理和远程通讯是如何改变跨国通讯的基本准则）和对大众化的另类通讯的展望。
朗卡格里奥罗提出了一系列的命题，概括了有关研究成果，并且同时试图建立一个既不是国家中心主义也不局限于“现代化理论”框架内的关于文化和媒体帝国主义的理论。他首先驳斥了“通讯学派”的偏狭观点。在市场上进行交易的是媒体而不是通讯，所以有必要区分三种商品：即新闻、媒体和公众，也必须认识到次级市场（广告和引起公众关注程度）比初级市场（讯息本身）要占优势。因此，拉丁美洲媒体对美国媒体的关注要超过美国媒体对拉丁美洲媒体的关注，并不是偶然的。这个问题，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不应当和一些“通讯学派”理论家所重视的信息的自由均衡的流通问题相混淆。
这在逻辑上又引出了第二个命题，“信息的跨国化并不是源于所谓的媒体跨国化的一个机械结果，它是一个伴随着经济和政治跨国化的复杂的过程”（p.82 ）。似乎是自相矛盾而又致关重要的一点是：地方媒体本身相对来说抵制着跨国化的渗透。一般来言，跨国公司生产信息，地方媒体负责传播信息，但是从根本上说是跨国控制着整个系统，它通过操纵金融领域，主要是广告业的，给地方媒体系统强加上一个“生产－财经”的“钳形攻势”，尽管这也容易导致民族主义和公众力量的有敌意的反弹。新的通讯技术加速跨国化的过程，但也使得其他新的通讯形式产生，这些只能以跨国化的对立面，即民族主义／大众特色这一极来定义。以通讯自身来定义它们（如规模、技术、政治）是个极大的错误，因为它们在自己的活动范围内都很少能战胜大众媒体。它们的真实意义是：找到通讯的反霸权空间。
因此，“跨国化的过程远远不是一个局限于大财团扩张意义上的经济现象，而是定义在政治和文化层面之上－－就是说，在政治和市民社会的变化的层面上 ”（p.86）。资本主义的跨国化阶段正在侵蚀着民族国家，它所造成的通讯跨国化，是诸如“全球超级市场”和“全球村”等现象产生的必要条件。在这个阶段，通讯手段渐渐地变成主导意识形态的工具，并且部分地代替了传统的社会化机构。朗卡格里奥罗重复了意识形态光谱上各个位置上的媒体理论家都同意的一个结论：“当前媒体无所不在的范围和强度给媒体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高效的社会化功能”（p.87）。
我之所以大段援引朗卡格里奥罗的（和那些他所引述的）论点，是因为它们在我的中心论点中的两个要点上非常清楚，而和其他媒体研究对这些问题的回避完全不同：首先，朗卡格里奥罗避免了国家中心主义，这就使得建构一个更加可信的关于文化和媒体帝国主义的理论成为可能，这个理论不是基于美国化－－这很容易被驳倒，而是基于消费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这方面的证据要有力得多。其次，他对“消费的跨国化”提出质疑，将它同国际产品的“同质化”相区分，这个作法富有成果。在这方面他的工作正是我所打算做的，即把消费主义和产品本身分离，再把消费主义和产品与它们所服务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利益联系起来。
南美当然深受北美的影响。有些人也许会认为我所描绘的消费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只是针对美洲大陆的。来自中东的研究（Stauth & Zubaida, 1987）说明了事实并非如此。萨义德（Zayed）对开罗的一个居民区的研究说明了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景况下的消费主义的全球普遍性。他论述道：
正是通过消费主义，传统社会一定程度上变得西方化和“现代化”了……资本主义体系对外围国家的入侵意味着两个过程：越来越强化的市场关系，伴随着消费主义的强化和大众文化的扩张；以及生产的集中化和分化。（Zayed, 1987, p.288）
在这个被研究的地点（开罗的一个混杂的贫穷区），“外国商品流通在满足即使是最贫穷阶层的需要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p.295）。消费主义文化的引进在三个互相矛盾的层次上发生着作用。首先，选用廉价的进口商品对贫穷的消费者来说在经济上是理性的；其次，“被消费主义所压制的下层人们利用它来掩饰他们困苦的物质生活状况”；第三，它也被当做“存在的象征，以便和被蔑视的过程形成反差，而这个被蔑视的过程本身也正是消费主义的压制性质的结果”（p.299）。萨义德的观点意味着，一旦消费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被引进，贫穷的人们就无法应付，因而必须找到一种抵抗的形式。对穆斯林来说，大多数情况下，这就表现为宗教极端主义，它所批判的对象既是消费主义本身，又同时是美国化。
萨义德的研究将人们对作为跨国行为的消费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的理解向前推进了重要的一步。它指出人们并非是“文化上的阿斗”，只知盲目地服从剥削社会秩序的命令，哪怕这些命令在潜意识层次是有效力的。人们，特别是第三世界的穷人，接受消费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是因为一些很容易理解的原因。在一些情况下，这是他们所能做出的唯一的经济上合理的选择。它常常是（甚至总是）一个圈套，但是钻进圈套的人并非出于愚蠢或无知，而是由于别无选择，这种圈套正象是农民不得不把玉米种子喂给孩子吃一样，他们没有其他选择。
当然，消费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不会这么富有戏剧性，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它是一系列的实践过程，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以多种多样的方式渗透整个社会。在世界各地，一直都有少数人批评本土版本的消费主义及其背后的文化意识形态，但是只是在最近，消费主义才被理解为一个全球问题。这样提出问题，已经不再是对消费主义本身的直接抨击，而是作为第三世界国家对上文所述的文化和媒体帝国主义的抗议。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之一就是呼唤一个新的世界信息秩序。
一个新的世界信息秩序
对新的世界信息和通讯秩序的研究
拉丁美洲对媒体的研究
从七十年代开始，在拉丁美洲对媒体的研究非常兴盛，这是因为在知识层面上受到依赖理论所引发的支持性评论的刺激，在政治上起因于萨尔瓦多·阿连德为首的人民阵线政府领导期间智利所发生的事件(Dorfman, 1983)，以及受古巴（ Kunzle 1978; Hamelink 1984)、尼加拉瓜（Mattelart, 1986）和其他地区的媒体实验的启发。朗卡格里奥罗，一位媒体研究的积极参与者，曾经在一篇关于《跨国通讯和文化》（Roncagliolo, 1986）的论文中对这方面的研究作了非常有帮助的概括，参考这篇论文作为一个引导，将帮助我们了解这批复杂而又经常是不易搞到手的研究工作。
研究者提出了三个中心问题：
在跨国化过程中，文化占有什么地位，而信息交流在文化过程中又占有什么地位？消费的跨国化除了预示着国际范围内需求的同质化之外，还包括什么其他更多的东西？是否存在所谓“跨国文化”这种东西，还是说，实际存在着的，不过是的国际化了的行为模式？（Roncagliolo, 1986, p.79）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几个主题被明确出来，例如对国际上新闻流动的研究（对“商业概念的新闻”和“作为社会公益的信息”观点的批判）；跨国化的媒体所推行的文化被加赋以普遍意义，变成“跨国文化”；新的通讯技术（数据处理和远程通讯是如何改变跨国通讯的基本准则）和对大众化的另类通讯的展望。
朗卡格里奥罗提出了一系列的命题，概括了有关研究成果，并且同时试图建立一个既不是国家中心主义也不局限于“现代化理论”框架内的关于文化和媒体帝国主义的理论。他首先驳斥了“通讯学派”的偏狭观点。在市场上进行交易的是媒体而不是通讯，所以有必要区分三种商品：即新闻、媒体和公众，也必须认识到次级市场（广告和引起公众关注程度）比初级市场（讯息本身）要占优势。因此，拉丁美洲媒体对美国媒体的关注要超过美国媒体对拉丁美洲媒体的关注，并不是偶然的。这个问题，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不应当和一些“通讯学派”理论家所重视的信息的自由均衡的流通问题相混淆。
这在逻辑上又引出了第二个命题，“信息的跨国化并不是源于所谓的媒体跨国化的一个机械结果，它是一个伴随着经济和政治跨国化的复杂的过程”（p.82 ）。似乎是自相矛盾而又致关重要的一点是：地方媒体本身相对来说抵制着跨国化的渗透。一般来言，跨国公司生产信息，地方媒体负责传播信息，但是从根本上说是跨国控制着整个系统，它通过操纵金融领域，主要是广告业的，给地方媒体系统强加上一个“生产－财经”的“钳形攻势”，尽管这也容易导致民族主义和公众力量的有敌意的反弹。新的通讯技术加速跨国化的过程，但也使得其他新的通讯形式产生，这些只能以跨国化的对立面，即民族主义／大众特色这一极来定义。以通讯自身来定义它们（如规模、技术、政治）是个极大的错误，因为它们在自己的活动范围内都很少能战胜大众媒体。它们的真实意义是：找到通讯的反霸权空间。
因此，“跨国化的过程远远不是一个局限于大财团扩张意义上的经济现象，而是定义在政治和文化层面之上－－就是说，在政治和市民社会的变化的层面上 ”（p.86）。资本主义的跨国化阶段正在侵蚀着民族国家，它所造成的通讯跨国化，是诸如“全球超级市场”和“全球村”等现象产生的必要条件。在这个阶段，通讯手段渐渐地变成主导意识形态的工具，并且部分地代替了传统的社会化机构。朗卡格里奥罗重复了意识形态光谱上各个位置上的媒体理论家都同意的一个结论：“当前媒体无所不在的范围和强度给媒体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高效的社会化功能”（p.87）。
我之所以大段援引朗卡格里奥罗的（和那些他所引述的）论点，是因为它们在我的中心论点中的两个要点上非常清楚，而和其他媒体研究对这些问题的回避完全不同：首先，朗卡格里奥罗避免了国家中心主义，这就使得建构一个更加可信的关于文化和媒体帝国主义的理论成为可能，这个理论不是基于美国化－－这很容易被驳倒，而是基于消费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这方面的证据要有力得多。其次，他对“消费的跨国化”提出质疑，将它同国际产品的“同质化”相区分，这个作法富有成果。在这方面他的工作正是我所打算做的，即把消费主义和产品本身分离，再把消费主义和产品与它们所服务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利益联系起来。
南美当然深受北美的影响。有些人也许会认为我所描绘的消费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只是针对美洲大陆的。来自中东的研究（Stauth & Zubaida, 1987）说明了事实并非如此。萨义德（Zayed）对开罗的一个居民区的研究说明了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景况下的消费主义的全球普遍性。他论述道：
正是通过消费主义，传统社会一定程度上变得西方化和“现代化”了……资本主义体系对外围国家的入侵意味着两个过程：越来越强化的市场关系，伴随着消费主义的强化和大众文化的扩张；以及生产的集中化和分化。（Zayed, 1987, p.288）
在这个被研究的地点（开罗的一个混杂的贫穷区），“外国商品流通在满足即使是最贫穷阶层的需要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p.295）。消费主义文化的引进在三个互相矛盾的层次上发生着作用。首先，选用廉价的进口商品对贫穷的消费者来说在经济上是理性的；其次，“被消费主义所压制的下层人们利用它来掩饰他们困苦的物质生活状况”；第三，它也被当做“存在的象征，以便和被蔑视的过程形成反差，而这个被蔑视的过程本身也正是消费主义的压制性质的结果”（p.299）。萨义德的观点意味着，一旦消费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被引进，贫穷的人们就无法应付，因而必须找到一种抵抗的形式。对穆斯林来说，大多数情况下，这就表现为宗教极端主义，它所批判的对象既是消费主义本身，又同时是美国化。
萨义德的研究将人们对作为跨国行为的消费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的理解向前推进了重要的一步。它指出人们并非是“文化上的阿斗”，只知盲目地服从剥削社会秩序的命令，哪怕这些命令在潜意识层次是有效力的。人们，特别是第三世界的穷人，接受消费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是因为一些很容易理解的原因。在一些情况下，这是他们所能做出的唯一的经济上合理的选择。它常常是（甚至总是）一个圈套，但是钻进圈套的人并非出于愚蠢或无知，而是由于别无选择，这种圈套正象是农民不得不把玉米种子喂给孩子吃一样，他们没有其他选择。
当然，消费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不会这么富有戏剧性，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它是一系列的实践过程，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以多种多样的方式渗透整个社会。在世界各地，一直都有少数人批评本土版本的消费主义及其背后的文化意识形态，但是只是在最近，消费主义才被理解为一个全球问题。这样提出问题，已经不再是对消费主义本身的直接抨击，而是作为第三世界国家对上文所述的文化和媒体帝国主义的抗议。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之一就是呼唤一个新的世界信息秩序。
一个新的世界信息秩序
对新的世界信息和通讯秩序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