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在不同的文化传统中，「什么是经典」这个问题各有其不同的答案。关于「经典性」（canonicity）的不同定义具体地说明：各个不同文化传统中的经典，除了经典的共同性质之外，更深具个别地域文化之特色，并受到各地域的历史与文化传统的投影。我们可以说，所谓「经典」或「经典性」常常是在各地域的思想史或文化史脉络中被定义的。
    本文探讨的中心课题是：在东亚儒家思想史脉络中，「经典性」如何被定义？为了探讨这个问题，我们除了运用儒家涉及经典之特质的直接史料之外，也想从东亚儒者解释经典文本的言论之中，推敲他们心目中经典之所以为经典之特质。

二、儒家思想脉络中「经典性」之三个面向
    从东亚儒家思想脉络来看，「经典性」至少包括三个重要内涵：（1）作用说：
    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
《易经》在战国时人眼中已跃为「六经」之一，太史公论「六经」之功用，亦以《易经》为首出：
    《易》着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
从汉代以降，经典的范围颇有变化扩大。在经典范围的扩大过程中，《易经》之成为经典具有指标性之意义，诚如陈昭瑛近日所说：「《易》的加入，使此后儒家对『经典性』的界定起了变化，即在『人道』之上别重『天道』。于是由『人文化成』的意涵引申出宇宙论、形上学的意涵。『经典性』不再局限于『人道』，而及于天、地、人三极。」总而言之，《易经》之成为经典，不仅是从形上学界定「经典性」的必然结果，而且，东亚思想界所开展的《易经》诠释，更大大地开拓了「经典性」的形上学面向。
    （3）心性论的内涵：东亚儒者所定义的「经典性」的第三个面向，就是心性论的内涵。东亚儒者从这个角度定义经典的，当以中国的王阳明（守仁，伯安，1472-1528）与日本朱子学者林罗山（忠，信胜，子信，1583-1657）的言论为其代表。
    经，常道也。这是从汉人崇尚「五经」以后，人人共谕之义。《广雅》：「经，……常也。」《尔雅义疏》：「经者，理也。」《广雅》：「经，径也。」《释名》：「径，经也，言人之所经由也。」汉代人习以经典并称，《汉书‧孙宝传》：「周公上圣，召公大贤，尚犹有不相说，着于经典。」《后汉书‧皇后纪上‧和熹邓皇后》：「昼修妇业，暮诵经典，家人号曰诸生。」又〈朱佑传〉：「宜令三公，并去大名，以法经典。」又〈赵典传〉：「赵典，字仲经。」义取相应。《释名‧释典艺》：「经，……可常用也。」亦谓经即典耳。经典合称始于汉代，因二字可互训，如《尔雅》：「典，经也。」就其原意而言，典指重要书籍或大型书籍，此与经所代表的二尺四寸之官书含意一致。而随着「经」之训常，「典」在汉代亦有常法之意。刘熙《释名》：「经，径也，常典也，如路径无所不通，可常用也。」张华（茂先，A.D.232-300）《博物志》：「圣人制作曰经，贤人著述曰传。」皇侃《孝经序》：「经，常也，法也。」刘勰（彦和，约A.D.464-522）《文心雕龙》〈宗经篇〉说：「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都是以经典为永恒之常道。
    但是，直到十五与十十六世纪之交的王阳明，才雄浑有力地指出经典所承载的不易之常道之意涵。王阳明在〈尊经阁记〉中，这样界定六经的「经典性」：
六经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是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阴阳消息者也；《书》也者，志吾心之纪纲政事者也；《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