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中国就与周边的国家和地区有着各种形式的接触,与西亚的文化交流就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本文在综合一些新的材料与证据的基础上,把中国与西亚文化交流的时间上推到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这对于整体认识旧大陆各地区的交流具有启发意义。

近年来,我国有研究民族文化的学者发现,在我国盘古创世神话和彝族创世神话中都有左眼为日,右眼为月的描述,并认为这两个神话实际上是同出一源的变体,都源于西亚巴比伦混沌之神的传说。还有彝族英雄神话支格阿龙中关于鹰和马的母题以及支格阿龙所使用的武器三叉戟都有浓厚的西方色彩(西亚、埃及、希腊)。仅仅是通过神话母题的相似来证明中国古代神话与西亚古代神话有某种联系,给人的印象也许有些玄奥和牵强,然而,我国学者在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上发现的与上述神话有关联的证据,的确使人信服。首先是在陕西临潼姜寨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一个虎首类人面彩陶葫芦瓶上(距今5000~6000年)和西亚萨马腊文化(在伊拉克北部,距今约7000年)遗址出土的一个人面瓮上都发现了“左眼睁”(表示太阳)、“右眼闭”(表示月亮)的人面图像。这种相似并不奇怪,因为地处西北的古羌戎与西亚的文化交流也是便当的,两地发现的“左眼开,右眼合”这样一种母题的神面像,正说明盘古神话、彝族创世神话以及姜寨虎头变型葫芦瓶,可能都接受过来自西亚文化的某些影响。[1](P114)其次是彝族古老的“变体彝文宗教示意书”中反映支格阿龙形象的彝族古代民间艺术、甘肃青海地区辛店文化(青铜时代)彩陶、新疆阿勒泰山洞岩画、伊朗西南部彩陶(距今约6000~7000年)和伊拉克萨马腊(距今约7000年)彩陶上的人物造型,其画法和艺术风格都完全一致。由此可见,彝族文化中融入了西羌、西亚文化因素,也表明了中西文化交流在远古时期所达到的深远程度,大大超出我们今天的想像。自新石器时代起,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充当着重要中介的是我国西部古民族尤其是古羌族。这一切都从彝族的文化中表现出来,因为彝族文化与甘青陕地区的马家窑文化、辛店文化等远古文化息息相通绝非偶然,本来彝族就是西羌先人南迁的后裔。古羌人居西北湟渭之间,曾经几度迁移,既有东向发展的,也有南向川、滇、藏的,而经四川入滇者尤多,往西还有达到新疆帕米尔高原者。对上述几件艺术品的初步探讨,可以看出彝族文化除了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化积淀外,也融入了西亚等外来文化因素,对于研究古老中华民族的源头文化以及远古东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一般认为,小麦并非中原华夏族原产,而是由我国西部的先民们从遥远的西亚引入中原的,这是中国在新石器时代就与西亚有间接交往的又一个典型实例。斯塔夫里亚诺斯认为中国(黄河流域)是在公元前1300年前后从西亚引进小麦的,我国学者新近的研究认为小麦传入中国内地的时间应在公元前3000年以前(距今5000年以前)。

关于小麦种植在黄河流域的起源,我国学者早已注意到古代文字和习俗中的一个有趣现象:虽然早在周代小麦就被列入“五谷”之中,成为我国北方广泛栽培的重要粮食作物之一,但先民们并不以麦为贵,宗庙祭祀必称黍稷,富国安民则言贵粟。我国古文献中的这一语言文化现象,实际反映了原产于中国的粟在古人生活中的地位至高无上,黍、稷之类皆属粟。重粟不重麦这一古俗表明,小麦似乎不是华夏先祖自古耕食之谷,而更可能是后来从域外传入的作物。[2](P47)在甲骨文中已有表示麦的字,这就是“来”字,“麦”字则是后起的。“麦”字从止,“止”是足趾之“止”朝下的象形会意,表示降落,即罗振玉所说的“古降字”。来麦二字,音近义同,相互借用,但在甲骨文中就已有各自所侧重的意思,来指“来去”之义,麦专指“小麦”之麦。《诗经》中提到栽培麦时亦用“麦”而不用“来”,只有在纪念祖先引种麦类的《周颂》中,仍采用来这一名称,如《周颂·思文》中有“贻我来牟,帝命率育”的诗句,故《说文》释“来”为“周所受瑞麦,来牟。天所来也”。[2](P48)因此,来、麦从词源上证明使华夏族颇感神秘的小麦是外来的、引进的。《山海经》中提及粮食作物时有黍稻而不见有麦,并说炎帝和黄帝之后裔皆“食黍”或“食谷”,这也说明早期的华夏先祖不知有麦,或还未引种小麦。大概从殷周以降,人们对于小麦由来的具体情况早已一无所知,以至于本来真实的故事就演变成了模糊的神话传说。于是,小麦“始从天降”之类的说法也就成了人们历代相传的知识。这也从反面说明,古人虽然不清楚小麦是何时何地如何传入中国的,但很早就知道小麦并不是华夏故土原来就有的。[2](P48)我国学者还通过对利、啬穑、每美等字的考证,得出我国栽培小麦的历史不早于公元前4000年,不晚于公元前3000年。[2](P49-50)小麦从公元前3000年引入中原到中唐以后取代粟成为黄河流域居民的主食,经历了三千多年的漫长岁月。因此,至迟在距今5000年前左右,中国新石器文化就与西亚的史前文化有了直接或间接的往来,原产西亚的小麦就以新疆与河湟为中介传入中原地区。

近年来我国学者林梅村在《商周青铜剑渊源考》中指出:“正如现代考古研究所揭示的,中国文明有独立的起源,但中国从未脱离世界其他五大文明而孤立发展。中国考古新发现以及中亚古代语言研究的最新进展为我们探讨商周青铜短剑渊源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大量证据表明,商末周初突然出现于中原的青铜剑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3](P39)考古资料表明,青铜柳叶剑和青铜管銎斧最早产生于西亚杰姆迭特·那色文化(公元前3100~2900年),后经伊朗高原传播到中亚、南西伯利亚和蒙古高原。这两种兵器的传播是在印欧语人大迁徙的背景下进行的,后来被广布于欧亚大陆的印欧语系游牧人普遍使用,所以,与印欧语人有关的青铜文化中基本上都有这两种兵器出土,其向我国的传播大致是由伊朗洛雷斯坦青铜文化到中亚的马尔基安纳文化、再到南西伯利亚的安德罗诺沃文化,最后,通过我国北方的鄂尔多斯青铜文化的中介作用约在周代传入中原地区。古吐火罗人很可能在这一传播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他们在四坝文化衰落后,一度东进到鄂尔多斯草原,但公元前13世纪鄂尔多斯文化的兴起,遏制了古吐火罗人的向东迁徙并使其向南发展。四川成都十二桥遗址和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晚商柳叶剑和模仿柳叶剑的玉剑大概与古吐火罗人的向南迁徙有一定的传承关系。[3](P49)尤其是广汉三星堆遗址的仿柳叶剑玉剑的发展说明古代巴蜀在通过南亚与西亚有间接交往的同时,与西域并通过西域与更远的西部地区有间接交往。历史语言学研究者发现丝绸之路上流行的17种古代东方语言或方言中的“剑”字无一例外都源于古印欧语,这是印欧人在向周围迁徙过程中与不同地区居民发生交往在语言上的表现,也可说是柳叶剑传播的语言学地图,汉语对“剑”的称呼很可能来自吐火罗语月氏方言,匈奴人对剑的别称“铤”亦然。[3](P56)

关于青铜器与中西文化交流我们还可以找到佐证。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胡博在《齐家和二里头:关于远距离文化的接触问题》一文中考察了内蒙古和甘青地区早期金属时代文化与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的关系,并依据西伯利亚几处遗址以及巴克特里亚马尔吉安纳文化群的最新碳14校正年代,认为中国早在青铜时代滥觞期即已受到异域文化的影响,还列举了许多实例,其中有伊朗出土的红铜爵和觚形器[4](P118)。这两件红铜器出自伊朗南部克尔曼省克尔曼东北的沙赫达德。该地位于卢特沙漠外缘,其文化性质与阿富汗到土库曼斯坦间的巴克特里亚-马尔基安纳文化群有密切关系,一个特点是有相当多的锤制金属容器,其中小型的有流容器和圆筒形饮器特别流行。前者有些像中国的爵,后者像中国的觚。[4](P118)伊朗沙赫达德的爵形器,其形制有与中国的爵相似之处,有流和尾,深腹平底,在这两点上接近二里头文闻一多的文学活动,特别是诗歌创作,也零星涉及闻一多的生活经历与学术活动,但对闻一多特立独行的人格气度与作为民主斗士的重要一面,除在建国后按照上级意图所写的《沈从文自传》[1](P150-151)中略有提及外,并没有形诸其他文字,由此可见,沈从文基本上是从文学角度,而不是从社会政治角度来论及闻一多的,表现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现代中国的文化生态与社会政治背景下的基本立场与价值准则,这与他一贯张扬的文学本体论立场是一致的。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沈从文的印象式批评,常有对于批评对象精微而独到的把握,但因灌注着过于强烈的主观情感和不无偏狭的个人感受,也常有琐碎与重复之嫌,由此形成沈从文诗歌批评的含混性与个人化风格,显然有别于那种逻辑严密的学院式批评,有着更多的从批评主体情感出发的印象式感悟,在他论及闻一多的时候,也明显地表现出这种特色与局限,这是需要加以辨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