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后现代主义的基本倾向和特征说开去

   摘  要：本文认为，进行文化哲学研究绝不能从现成的常识出发、照搬传统的哲学研究基本框架，而不对文化哲学研究的基本前提和可能性进行系统严格的批判反思。作者通过概括评述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特征指出，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哲学意义一方面是揭示了传统哲学研究所具有的种种理论弊端，从而为我们从学理上重新探讨文化哲学存在的基本前提和可能性提供了一定的理论背景，另一方面则是揭示了传统的哲学研究方式对文化和人的主观感受的忽视、甚至拒斥。本文认为，只有在对文化哲学研究的基本前提和可能性进行系统、彻底和严格的批判反思的基础上，我们才能进行真正有意义的文化哲学探讨和研究，而作者本人提出的社会个体生成论（the Social Individual Growing-up Theory），有可能成为进行这样的研究和探讨的理论进路。
 
    关键词：文化哲学，基本前提和可能性，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社会个体生成论
 
 
 
    进行文化哲学研究，不仅必须面对现实、通过理论方面不断进行的艰苦努力来回答现实提出的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必须从哲学的高度出发，对文化哲学建立及存在的可能性和基本理论前提，进行清醒、系统和严格的批判反思；而不应当单纯从常识出发，特别是不能仅仅从传统已有的、或者当前流行的哲学研究的基本立场和方法论视角出发，在不对这些常识、基本立场和方法论视角进行彻底清理和批判反思的情况下，通过原封不动地搬用现有的理论框架而进行相应的研究和论述。在我看来，即使这样的“照搬式”研究和论述侥幸得出了某些比较确切的结论，这种做法也不符合哲学研究本来所要求的、彻底的批判反思精神；更何况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通过这样做而得出的结论，是几乎不可能确切地回答活生生的现实所提出的各种问题的——因为即使仅仅从理论上说，我们也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运用不适当乃至错误的基本理论立场和方法论视角，是根本不可能得出合乎实际的研究结论的。那么，着眼于当前与文化哲学研究有关的现实，我们现有的基本理论框架和研究视角适合于开展文化哲学研究吗？
 
    本文试图在简要概括当代西方流行一时的后现代主义基本倾向的基础上，通过简略考察传统的哲学思维方式在基本立场和方法论视角方面所具有的基本特征，初步探讨和论述文化哲学研究的基本前提和存在的可能性。我认为，从根本上说，现有的哲学研究基本框架和研究视角，是以获得具有静态性和形式普遍性的知识为基本取向的；它并没有考虑作为文化哲学研究对象的“文化”究竟具有哪些独特的特征，而是将其与其他研究对象、特别是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混为一谈了。因此，它基本上不适合对文化进行哲学研究。而从批判和反思近现代哲学的角度来看，后现代主义对所谓的“宏大叙事”的解构、对现实的人的自由和主观感受的强调，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我认为，要想进行文化哲学研究和探讨，就必须把现实社会个体的、包括主观感受在内的精神生活诸方面纳入哲学乃至文化哲学研究的领域，赋予它们应得的地位和重要性；而我在这里提出的、作为一种哲学研究视角而存在的“社会个体生成论”（the Social Individual Growing-up Theory），有可能成为我们进行这样的研究和探讨的一种有价值的理论进路。
 
一、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哲学意义初探
 
    众所周知，自从20世纪60年代中叶以来，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强有力的文化理论潮流曾经在当代西方风行一时，其影响至今仍然存在；但是，不同的后现代理论家之间存在的基本观点差异非常明显，以至于有人曾经戏谑地说“有一百个后现代理论家，就有一百种后现代理论”。这样一来，对它们进行理论概括就成了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无论把它们归类为“破坏性的”后现代主义和“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David R. Griffin的分类法），还是归类为“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和“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Pauline M. Rosenau的分类法），似乎都不可能把它们“一览无遗”。但尽管如此，我们认为从其基本倾向和主要特征的角度来看，这些理论还是具有某些一致之处的，所以，我们仍然可以尝试进行一下尽可能客观的概括，指出它们所具有的下列基本特点：
 
    第一、它们都是反现代的——它们都以西方有史以来的传统理性主义和近代以来出现的工业文明[1]诸方面为攻击对象，力图置诸死地而后快；而这样一来，即使撇开这种理性主义和工业文明及其各种实际结果不谈，以因果性及主体和客体的分裂对立为基础、以追求具有普遍有效性的客观知识（“真理”）为基本取向的传统理性主义认识论和知识论，也就受到了西方思想界迄今为止最全面、最根本和最具有毁灭性的挑战和批判。
 
    第二、它们都是高扬主体的——尽管它们在涉及对文学作品进行解释的时候主张“作者死了”（M. Foucault、R. Barthes都是如此），并极力抨击现代哲学和社会科学之中存在已久的“主体观”；但是，它们这样做的目的其实在于，通过否定作者的权威来摧毁现代主体观所包含的理智成分、社会等级成分和责任成分，从而突出他们自己所倡导的情绪化、耽于幻想、孤芳自赏、满足现状、追求人人平等和日常生活行为随心所欲的“主体”。因此，从根本上说，它们的基本倾向并不是我们从字面上看到的彻底“抛弃”或者彻底“消灭”现实的主体，而是以其特有的走极端方式高扬他们所谓的后现代“主体”。
 
    第三、它们都是情绪化的——出于确认理性主义并没有完全实现自己的学术理想和价值承诺，以及因此而形成的极其强烈的不满情绪，它们强调每一个人都需要自由放任、自由选择、自由表达、人格解放和进行自由参与，彻底批判和否定所有各种追求具有客观普适性的知识、准则、规范的理论倾向和主张（即所谓彻底破除“宏大叙事”），从而表现出极其强烈的“怎么都行”的情绪化特征。
 
    第四、它们都强调和追求后现代个体及其环境的平面化和片断化——通过对所谓传统思维方式及其“宏大叙事”和知识的“权力化”（Foucault）的后果进行“解构”，它们强调，个体的生存及其诸方面都是零散的、平面化的和片断性的，并不具有任何一致性和连贯性，更不具有任何等级体系特征；而且，作为后现代个体而存在的主体所面对的每一种外部对象，也都是完全可以由不同的个体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进行解读、解构和具体体会的文本（text），因此，他们认为，现实存在的各种关系也都是平面化和片断化的“文本间际关系”（inter-textual relationships）。
 
    第五、它们都是各执一端的——尽管这些后现代理论具有上述共同之处，它们各自的基本态度和观点却都具有非常明确的“独树一帜”特征，因而表现出上述非常明显的各种差异。这种情况既表明了其极其明显的个体性色彩和反对寻求理论一致性的基本倾向，但同时也表明它们都或明或暗地拖着一条“现代主义”的尾巴，因为由此体现出来的机械地、走极端地追求差异的形而上学思维特征，恰恰是它们所反对的“现代主义”在思维方式上所具有的最基本特征之一。
 
    我认为，如果我们不以同样具有偏执色彩的针锋相对态度，来看待后现代主义所具有的这些基本倾向和特征，而是以客观冷静的批判反思态度加以对待，那么，我们就有可能看到，笼罩在其各种各样偏激和矫饰之辞背后的，是后现代主义对传统的理性主义基本立场、出发点、方法论视角、研究步骤，以及基本结论的全面背弃和彻底批判[2]——在我看来，上面这些基本倾向和特征，都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表现了这一点，而其极力攻击的核心要害之处，就是这种理性主义基本立场和方法对人的主观世界、特别是对现实的人所实际具有的主观需求和主观感受的极度忽视和彻底遗忘。因此，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我们究竟应当如何对待这样具有彻底反叛特征的基本态度和倾向——我们究竟是应当从传统理性主义的形而上学基本立场出发，对它们采取彻底否定或者完全置之不理的态度，还是应当秉持哲学研究所倡导的彻底批判精神，认真仔细地审视由于这样的倾向而可能被揭示出来的、存在于西方传统思维方式及其具体运用过程之中的各种问题？我认为，在20世纪已经成为过去、西方近代以来的理性主义传统和工业文明业已得到许多西方学者自己的反思和激烈批判、以符号传播和文化消费为基本特征的后工业社会业已逐渐崛起的现实背景下，我们无疑应当采取后一种态度。
 
    其实，无论看待后现代主义，还是探讨我们这里所说的文化哲学存在的基本前提和可能性，我们都不应当仅仅停留在纯理论的层次上——也就是说，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我们不应当仅仅“就理论而理论”地论述后现代主义的论点如何如何、文化哲学如何如何，而应当首先考虑客观现实的先期历史进程、基本现状及其对理论研究提出的各种实际要求。实际上，自从20世纪初以来，西方学者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出发对传统理性主义和工业文明诸方面的反思和批判，就已经呈现出日益强烈和广泛的态势。更加重要的是，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已逐渐进入了以信息传播和文化消费为基本特征的“后工业时代”——也就是说，在衣食住行等基本生存需要得到满足以后，“文化”已经成为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消费息息相关的最重要的方面之一[3]。另一方面，包括体现在国际政治领域之中的“原教旨主义”与西方文明的冲突在内的各种文化冲突和文化对话方面的问题，也已经非常突出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在这里有必要强调指出的是，后现代主义的崛起和大行其道，恰恰就是在这样的现实环境之中出现、存在和产生影响的。这样一来，我们进行文化哲学方面的探讨和研究，就既面临着后现代主义在理论上对传统理性主义的全面彻底的攻击，也面临着“文化”在后工业时代、在人类的实际生活之中逐渐占据核心地位的现实环境及因此而出现的种种实际问题。我认为，这两个方面共同构成了我们进行文化研究和探讨文化哲学的基本现实背景。
 
    因此，在我看来，后现代主义对西方传统理性主义的批判，包含着比较浓厚的文化哲学意味——也就是说，尽管从表面上看，它们的批判所针对的是这种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研究方式、论述方式及其结论，实际上却揭示了这种理性主义出于求知的目的，以其特有的方式对现实主体的主观感受诸方面、特别是对现实主体自由追求之诸方面的忽视、压抑乃至拒斥；而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现状和文化哲学的意义上来看，后现代主义所强调的这些受到拒斥的主观感受和自由追求，有很大一部分处于文化生活层次之上[4]，提出了文化哲学必须加以重视和深入探讨的问题。从这种意义上说，后现代主义实际上与西方思想界自20世纪初以来出现的、越来越全面地抨击工业文明对人的主观感受诸方面的压制和摧残的基本倾向，是一脉相承的。我认为，如果透过后现代主义的各种矫饰偏激之辞，那么我们就有可能看到，它们针对传统理性主义的各个方面提出的、颇具颠覆性的全面批判，对于我们系统和深入地反思和考察现有的哲学思维方式和研究方式的优长劣短，进而确定它们究竟是不是适合进行文化哲学研究、究竟应当如何加以改进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