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与邓红兄的友谊，从1978年3月开始，至今已有二十五年。开始，我们作为“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在武汉大学历史系度过了半年的同学生活。当时，我与邓红兄同班、同寝室，关系应该较为近密。但由于性格不太一样，平时交流却不太多。他思路敏捷，活泼好动，尤其喜欢与人辩论。睡在我上铺的另一位同学吴遇，是著名史学家吴于廑先生的公子，口齿伶俐，也喜欢辩论。因而，每天晚上熄灯后，他俩总要就一些问题，辩论几十分钟才就寝。我当时就经常想：邓红兄真是学哲学的好材料，学历史实在是太委屈了。
　　半年后，我离开“七七级”，考取同系著名史学家唐长孺先生的研究生。虽然与邓红兄不再同班、同寝室，但研究生宿舍和本科生宿舍距离很近，又在同一所食堂吃饭，仍能经常见面。1981年秋，我研究生毕业，分配到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工作。1982年春，邓红兄也毕业了，分配到中共四川省党校工作。本以为南北悬隔，难以见面。没想到，几年后，大约是1987年初，邓红兄又突然来到北京，说是办手续，要东渡日本求学。当时，在北京的武汉大学历史系同学，为邓红兄组织了一个小小的聚会，算是为他壮行。此后，邓红兄一走就是七年，虽然不是音讯全无，但详细情况却不得而知。直到1994年，他学成返乡（四川）探亲，途经北京，专程到沙滩红楼找我，我们才再次会面。记得我请他在沙滩附近的一家餐馆吃饭，他向我简单介绍了七年来他在日本学习的情况。我得知他终于改以中国哲学史为专业，并在这个学术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成绩，不禁由衷地为他感到高兴。
　　此后，邓红兄有机会经常回国，我们也有机会经常见面和聊天。当他告诉我，他的老师（町田三郎先生）的老师是大名鼎鼎的金谷治先生时，我感到他确实学有师承，取得成绩并非偶然。这是因为，我较为了解金谷治先生，与金谷治先生一直保持很不寻常的忘年之谊。那是1984年，我受业师唐长孺先生嘱托，整理敦煌吐鲁番出土的《论语郑氏注》，初次发表了一篇关于《论语郑氏注》的研究论文[1]。当时中国开放未久，我孤陋寡闻，还不知道金谷治先生也是整理、研究《论语郑氏注》的大家，且曾发表、出版不少整理、研究《论语郑氏注》的论著[2]。金谷治先生读到我的文章，也许感到有些新意，写信给著名史学家周一良先生，了解我的情况。周一良先生将信转给了我。于是，我与金谷治先生有了书信往来。金谷治先生将他有关《论语郑氏注》的论著陆续寄赠给我，我也将收录新出《论语郑氏注》的《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六至第九册）陆续寄赠给他。后来，我整理、研究《论语郑氏注》，撰成《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一书[3]，特别将金谷治先生的长文《郑玄と〈论语〉》译为中文收入其中[4]。金谷治先生也在一些论文中多次记述了他与我的友谊[5]。金谷治先生植学深厚，治学严谨，不仅享誉东瀛，而且蜚声中华。日本的学术界极重师承。邓红兄作为金谷治先生的再传弟子，自然会因袭家法，光大门风。
　　2001年10月，我应邀访日，特别到九州的大分市看望邓红兄。他驱车带我畅游了别府的温泉，中津的福泽旧居，竹田的冈城遗址、泷廉太郎纪念馆，阿苏山的活火山口、阿苏神社，以及熊本的高千穗峡谷等名胜古迹。一路上，他不时向我提到他正在根据东汉王充的唯一著作《论衡》，撰写的新著《王充新八论》，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2002年8月，他的《王充新八论》终于完稿，并交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准备出版。他请我作序。我自然欣然同意。

二

　　如所周知，关于王充其人及《论衡》其书，自古至今，研究、评说者，可谓颇不乏人。但谈到观点，却是见仁见智，多不相同。
　　关于王充其人，严格来说，记载并不很多。主要是由他本人所撰略带自传性质的《论衡》卷三○《自纪篇》（全文见《王充新八论》的《总论王充》）。范晔《后汉书》卷四九《王充传》（同前）虽有一些新材料，谢承、袁山松等《后汉书》（辑本）也有一些零星记载，但由于与《自纪篇》所述不太吻合，一直颇有争议。而这种争议，往往涉及对王充个人的评价。譬如《王充传》称“充少孤，乡里称孝”。而《自纪篇》先云：

　　世祖勇任气，卒咸不揆於人。岁凶，横道伤杀，怨仇众多。会世扰乱，恐为怨仇所擒，祖父泛举家檐载，就安会稽，留钱唐县，以贾贩为事。生子二人，长曰蒙，少曰诵，诵即充父。祖世任气，至蒙、诵滋甚。故蒙、诵在钱唐，勇势凌人。末复与豪家丁伯等结怨，举家徙处上虞。

然后用了很多篇幅，盛赞自己如何从小贤良好学，长大圣洁不染。是故，唐刘知几很早就指出：

　　王充《论衡》之《自纪》也，述其父、祖不肖，为州闾所鄙，而己答以瞽顽舜神、鲧恶禹圣。夫自叙而言家世，固当以扬名显亲为主，苟无其人，阙之可也。至若盛矜于己，而厚辱其先，此何异证父攘羊，学子名母，必责以名教，实三千之罪人也（《史通》卷九《序传》）。

到了清代，指责者更多。惠栋（《后汉书补注》）、王鸣盛（《十七史商榷》）、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等为著名代表。其中，王鸣盛所言最为直白，曰：

　　《王充传》：“充少孤，乡里称孝。”案：充《自纪篇》历诋其祖、父之恶，恐难称孝。

从个人德行上否定王充，在当时可以说已成潮流。
　　然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黄晖先生整理《论衡》，开始为王充翻案。他先据《御览》引《王褒集·僮约》注云：“汉时官不禁报怨。”再据桓谭疏称：“今人相杀伤，虽已伏法，而私结怨雠，子孙相报，后忿深前，至于灭户殄业，而俗称豪健，故虽怯弱，犹勉而行之。”最后为之辩曰：“是世风所尚，非可谓其意在诋毁也。”[6]但王充历诋父、祖，与两汉俗尚报怨，实际是两回事。黄晖先生所辩文不对题，自然难以受到学者重视。因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台湾的徐复观先生对王充进行全面批判，不仅对前述“乡里称孝”仍然怀疑，对范晔《王充传》及谢承、袁山松等《后汉书》关于王充“受业太学“、”师事班彪”、“屏居教授”、“谢夷吾推荐”等一系列记载，也都表示不可信[7]。尽管徐复观先生对王充的研究卓有成绩，被学者赞为“对于五四以来浅薄的理智主义之学风，也是一个有力的针砭”[8]，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但我个人仍然认为：对《自纪篇》之外有关王充的记载全面推翻，恐怕不太妥当。即如“谢夷吾推荐”之后，“肃宗特诏公车征”，《三国志》卷五七《吴书·虞翻传》注引《会稽典录》称“征士上虞王充”，也可与之印证。显然，并非《自纪篇》之外有关王充的记载都不可信。因为，《自纪篇》虽然略带自传性质，但毕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传，其中存在省略是可以理解的。而研究王充其人，不能仅因个人德行存在问题，而连带一些含有褒义的个人记载也全都予以否定。因此，我个人认为：综合《自纪篇》及其他有关记载，结合前贤正反两方面观点，对王充其人进行研究，应该还有不少工作可做。
　　关于王充其书，也就是《论衡》，洋洋三十卷、八十五篇，与其人相比，也同样难以评判。前引《后汉书》本传说：

　　（王）充好论说，始若诡异，终有理实。以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闭门潜思，绝庆吊之礼，户牖墙壁各置刀笔。箸《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

《后汉书》虽然成于南北朝，但其材料均有所本。本传云云，反映的是汉晋学者对《论衡》的评判。尤其“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二句。东汉时期，经学昌盛，学者重视名物诠释。而《论衡》引事举例，或与通说不同（如武王伐纣、召公享年等），或于传世典籍无征（如以十二生肖配十二支等），形同“异端邪说”，在十分正统的东汉经学界，犹如空谷足音，自然容易受到学者的重视。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