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东西”指的就是对无限性的克服，对整体性的把握。在对崇高的分析上，利奥塔基本采纳了康德的理论，但在对理性理念的态度上，他们又有着本质的区别。　
    康德论述崇高的目的是要找到从审美向道德的过渡桥梁。因为，快、痛交织之感是道德情感的特征，而且当想像力无法把握对象时，理性理念被引入进来，起到超越无限，克服想像力的局限的作用。这种克服不是在认知意义上完成的，而是体现了一种道德意志，因此，康德在这里所说的理性理念实际上是一种道德理性。这样，崇高就完成了从情感向道德、从美学向伦理学的过渡。理性对整体性的把握成为崇高感的核心内容。　
    但在利奥塔看来，这个整体性是“不能获得的东西”，因此他理解的崇高不是理性对无限性的超越与克服，而是面对理性对象时想像力的无奈，表现力的无能，是不可表现性。对康德来说，在理性的召唤下，我们可以获得一种整体性；但利奥塔却对理性把握整体性的过程不置一词，他只是一味强调想像力向无限的逼进，强调不可表现性，从他极力推崇先锋派艺术的非整体性特征来看，他对建构整体性的理性是持否定态度的。　
    事实上，利奥塔对元叙事和现代知识分子理论的解构，都是针对整体性来的。元叙事将各种知识统合在共同的原则之下，将分散的知识组成有机整体；而现代知识分子理论的普遍性则为知识分子整体把握世界提供了前提。因此元叙事危机、普遍知识分子的消亡和不可表现性具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即对整体性、理性的根本怀疑。这种怀疑尽管是在哲学层面上展开的，但却是利奥塔政治信仰转变的结果，也是他新的信念所在。　 
    利奥塔早年信仰马克思主义，并积极参与工人运动。但到六十年代中期，由于缓和的阶级矛盾不断推迟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爆发，工人运动的前景晦暗不明。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政治生活曲折重重。这些情况导致很多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产生动摇。此外，法国学界曾就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展开争论，利奥塔认为无法从理论上圆满论证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的正义性。一方面，阿尔及利亚人有权获得民族独立，但另一方面，从阶级分析的角度看，通过独立而成为新统治集团的阶层与民众利益不可调和地相冲突。利奥塔认为没有一个共同的社会理想能够涵盖不同利益之间的根本对立。由此，他对对立统一的辩证思想产生怀疑。对他来说，以资本主义为对象的社会批判理论，也只不过是一种“乌托邦”，不过是在人类、理性或创造性名义下，或在第三世界、青年学生名义下进行的象征性抗议罢了。（注：J-F. Lyo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第13页。）　 
    因此，在利奥塔看来，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全系于对体系性、整体性的逃离与反叛。通过对形式的探索与实验，先锋派艺术正是起到了这种作用。实际上，这是利奥塔放弃马克思主义之后的一个无奈的选择。利奥塔让知识分子放弃干预社会生活的使命，让先锋派艺术家背弃公众，在“不可表现性”的驱使下，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以不断的形式创新，突破资本力量与利益原则的整合，突破消费原则带来的文化折衷状态。但从他的理论结果来看，先锋派艺术家远离公众，远离社会生活，放弃对共同社会理想的认同与追求，在他们的形式表现中剔除了现实的社会内容，这样，便无法真正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剥削关系、统治关系。最终，形式探索成为趣味的实验，它不可能构成对现实社会真正意义的批判和解构。事实上，不管如何远离社会生活，先锋派艺术家都处在社会关系的总和之中，单纯的逃避只能使他们的趣味实验成为发达资本主义杜会的又一处“无害的”文化景观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