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程村王方囗囗张氏

第四号为横方形双层龛，共高39、宽60厘米。上龛雕五身小坐佛，下龛雕四身小坐佛。

第五号龛形不明显，龛中仅一身风格不同、造型较粗劣的立像。似穿袒右大衣，腰束带。

第六号龛为略呈尖拱顶，上部的联珠垂帷纹和尖拱卷纹龛形与第一大西龛侧一致。但已有部分为第七号龛龛楣所打破残损。佛为结跏趺坐姿，右足露出。通莲座高174厘米。佛肉髻漫圆饰有螺发，发中有宝珠严。面轮圆丰。眉展目垂，额心有凸起白毫。偏衫覆右肩，右手为指地印。内衣于胸前束带，左肩袈裟斜披下，衣薄贴体，衣纹流畅，如双线阴刻，左手已失去。佛头后项光华丽，同于大龛中西三像项光。佛座覆以三股衣摆。座为束腰仰莲扁方形，上台有两层叠涩。下层因前方岩基增高，雕饰未全。

第七龛为尖拱形，龛高约为180 厘米。龛楣两端饰兽头，右端兽头及卷曲纹打破垂帷纹。造像为一佛二菩萨。佛像结跏趺坐姿，高94、莲台高64厘米。佛高肉髻，饰圆轮涡纹，中有宝珠严。面轮方圆。眉弯目舒，额凸白毫。肩宽体壮。袈裟从右肩直垂，左肩袈裟斜转而下。内衣于胸前结带。左手抚膝，右手残失，原应施无畏印。莲台无覆盖，下连莲梗枝，仰莲瓣宽展。佛头后有桃形项光，内有莲瓣，中有一圆轮化佛纹。菩萨侍立佛旁，身躯直立。皆束高髻。饰项圈，斜披络腋，下束裙。帔帛从右肩垂下经左手绕回右手，在身前悬挂两道。其脚踏带梗莲台，头有桃形项光。（图十一）佛与右胁侍菩萨（高76厘米）的下方有一躯立狮，回首怒吼，身面略残。左胁侍菩萨（高61厘米）处的龛沿有公元720年的题记L，高37、宽6厘米。铭为：

开元八年七月十一日囗者……/大像主……供养囗囗元妻何李

第八龛为尖顶小龛，龛高66厘米。内刻一身结跏趺坐佛。面已残，其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抚膝。下为莲台，莲瓣修长层叠。

此外，在全部造像上方除两个附属小龛外，还有5个榫眼方孔。大龛第二像龛沿上有H形槽。在整个岩壁的上面，还发现了一条公元1065年的宋代题记M。长约72、宽12厘米。铭为：

治平六年二月。

二

理明窝唐代摩崖造像纪年明确，是初唐武周长安三年（703）、盛唐玄宗开元八年（720）以及晚唐懿宗咸通十四年所凿造。其开创时间应在长安三年。造像之初就有弥陀院之称，可见当时就是以摩崖尊像与建筑相结合的寺院。此后寺院一直延续。现在造像崖壁前还存有明代正德八年（1513）的重修建福寺碑记和石幢柱数根,碑记对寺院造像沿革都有纪述[5]。殿堂建筑则位于石壁的前下方。现存有山门、两进大殿与地藏殿残墙[6]。寺门亦有明代嘉靖四年（1525）铭记。据载还有金代碑记[7]。

　　摩崖造像记存长安纪年题记二则、“弥陀院”与比丘尼王八元题记二则，因而长安年间题记共四则。开元八年的造像记有三则。因而，理明窝造像主要是初盛唐时期凿造的作品，在山东地区来说，这是前所未知的重要作品。对全国范围了解盛唐时期佛像艺术的分布也有重要意义。

　　理明窝唐代摩崖造像虽突出地表现在一处七佛大龛，但从造像题记与造像的风格手法、造型特点来说，显然不是一次造成，而是分为几期完成。从造型特征以及龛像间的关系来看，全部造像应分三个阶段完成。

　　一号大龛西侧的三尊造像在形式上表现出诸多共同的特征，四则长安年间造像题记的位置也集中在此处。从全部造像在崖面的分布来说，这三尊像也是在最中心的位置，理当最早开凿。三尊像的均饰有大而华丽的桃形项光，项光内饰有莲瓣，七化佛莲枝和菱曲火焰纹完全一致。造像均有丰满圆润的身体，肩臂线条自然流转，胸部圆厚，腹部略收，服饰披覆与双手的姿态也都一致。均为右手持无畏印，左手抚膝，袈裟均绕左肩披於右肩臂。发际肉髻均饰有四轮圆涡纹和发珠宝严。三像中第五像与第六像更为相近。面部扁圆，第七像面部较长，发际线清晰、无额心白毫。三像台座样式也颇一致。唯第五像台前富於细节。这种座前饰有兽首莲花的形式在北响堂山第窟中心柱的像上已有出现。此像比例略显头大体小，实际全龛造像也都有此特征，但此像倚坐姿且位于中部、旁有空间，因而更明显一些。此像龛前铭有像主比丘尼王八元之名，第五、第六像之间不仅有“弥陀院”题铭，还有像主与年代铭记。第六、七像之间有江妃题铭。因而可以肯定此三像为长安三年时作品。第五像为王八元所造，第六像与第七像中有一像为王八元妹江妃所造。

　　第五龛造像的龛楣与像后桃形项光与大龛中西三像是相同的。造像本身则较前三像更显方硬。造像面部较方，肩部齐停，衣饰为袈裟偏衫，褶纹为棱起并有双阴线式，腿部收得较紧，座为莲台披帛。这些特征都接近於开元八年纪铭的像而不是长安三年像。但此像上部龛楣与大龛相通。纹饰完全一致。其左侧龛打破此龛且有开元八年题记，因而此龛像应在开元八年以前稍早所刻。或为长安所年间龛楣，开元年间补像也有可能。

大龛第三像与第四像的风格手法及造型特征表现出诸多一致之处。其背光桃形较前述三像小，比余几像更呈流线型。雕饰纹样也最简单。第三像内有一圈化佛，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第四像则素面无饰。发饰圆涡轮虽同于前三像，但其肉髻更高圆，面颊腮更收。眉更上挑。其体态形状及肩臂线条较前三像方，较余几像为圆。衣衫手势也成对称布列。两像台座凿成一体，第三像加叠涩层，第四像略前凸，连成一体的台座，刻在一处的题记，更明显无误地反映出两像之同时凿造。从题铭可肯定，第三像为栾思肯 合家所造。第四像为囗元妻等合家造，开元八年七月已完工。

　　开元八年同月造像还有第七龛。龛中雕一佛二菩萨像。此像下为莲梗台，背光亦饰一圈化佛及莲瓣。造像形体较大龛第三、四更扁，轮廓略方，而像记亦为开元八年七月。可见是与上述二两像同时造成，其风格显出的区别应是不同工匠所为。

　　第二龛之像与第六、七龛都较接近。其题记所示的造像人也似与大龛第三像开元八年栾氏有关。其组合也与第七龛为仅有之两龛一佛二菩萨。因而也应是开元八年前后所作。第八龛小像莲台形也近于第七龛。所以时代也相去不远。

　　大龛第一像与第二像造像手法体现出一致处。头部造型较方，面颊腮型相同。螺髻高圆。身体则较扁平。两像在左肩垂下的衣褶在胸前均有一小折角。这个细节处理尤能体现出同一工匠的手法。 像旁唐咸通铭记虽未言明为造像记，但也不类游记或追记，仍应视作造像时所刻。

综上所述，我们可知，理明窝造像开凿次序，正是像铭中所示，分别为长安三年、开元八年和咸通十四年。造像风格特征约可分为四组。即大龛中第五、六、七像为第一组，完成于长安三年。第二、四、六、七、八龛为第二组，完成于开元八年及以前，大龛中第三、四像为第三组，完成于开元八年，大龛中第一、二像为第四组。完成于咸通十四年。而无像的第三号龛、补凿的五号龛及附属小龛，是更晚的作品。

三

　　理明窝造像的题材，从开创寺像时的名称“弥陀院”来看，应是阿弥陀佛。虽然此处造像有七佛大龛，龛中有各种姿态的坐佛之像，如善跏趺坐、结跏趺坐、半跏趺坐之坐势佛。但从述铭记与风格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知道此龛决非统一规划的“七佛”之像。虽然善跏倚坐之像多为弥勒佛之像，但此大龛第五尊善跏坐像，是理明窝摩崖的开创之作，雕饰最为华丽。像铭中分明言为比丘尼王八元所造，加之“弥陀院”的明确题铭，因而此像可推测为阿弥陀佛之像。此像旁之两尊结跏趺坐姿佛像，亦有王八元妹江妃造“弥陀像一躯”的铭记，所以也应是阿弥陀佛。弥陀院的称呼，说明这里是尊奉阿弥陀佛的寺院，龛中数尊弥陀佛之像并列共奉，也完全是情理中事，至于龛像的姿态与组合的特点与有别于余处造像，正是反映出山东地区造像的地域特色。山东石窟摩崖造像中的弥陀佛像及组合久有传统，自隋代以来相当习见。例如玉函山开皇八年（588）王景遵造弥陀二菩萨、开皇十三年罗宝奴造弥陀二菩萨[8]。玉函山与龙洞造像中具弥陀和观音特征的造像、济南千佛山开皇十年李景崇造弥陀像、开皇十年吴囗造弥陀像、东平白佛山开皇十年造阿弥陀佛像题铭窟像。济南柳埠千佛崖著名的行青州刺史赵王李福造弥陀像及陵感造弥陀像。还有青州驼山、云门山之隋初的大窟和开皇间数小龛无量寿像[9]，驼山第一号密宗主像窟中长安三年补凿的弥陀像龛、长安二年观世音龛等。济南九顶塔灵鹫山有唐天宝六年（747）张大娘、天宝十一载（752）李舍那造弥陀像[10]。驼山最大第三窟和第二窟都是雕刻精美、在山东具代表性的重要窟龛。其造像均为观世音、大势至菩萨胁侍阿弥陀佛 的西方三圣像。日本学者曾布川宽先生在《唐代龙门石窟的研究》之大作涉及山东石窟部分，认为驼山第三、二窟主尊并非阿弥陀佛，而是释迦佛。其论据就是背光上有七佛之饰，即不应是阿弥陀佛，并以观世音冠上化佛与大势至冠上宝瓶仍不足以作主尊为阿弥陀佛的根据[11]。李裕群先生已对这种观点提出了不同看法。驼山第二、三窟不仅在胁侍菩萨的造型特征上体现出冠具化佛、宝瓶与花蔓冠、第二窟的胁侍菩萨并分别有观世音与大势至的铭记，第三窟主像像座下供养人施造小像均为无量寿佛。这已说明驼山第三、二窟的主尊为阿弥陀佛[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