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明窝造像的造型特征则更进一步提供了即使背光上出现七佛，尊像仍为阿弥陀佛的证据。铭为阿弥陀佛却并无胁侍菩萨像，而且是数尊造像并存，背光均精致华美，七身莲枝化佛清晰凸显。即使不考虑倚坐善跏佛像，另二躯趺坐佛也是背光七佛环衬。旁有明确的“弥陀”佛像题铭。由此看来，至少在山东，背光有七佛的造像完全可能是弥陀佛像。不惟山东盛行弥陀净土信仰，即以龙门石窟来说，唐代高宗与武则天时期作品 即占其全部数量的三分之二，尽管武则天以弥勒转世自许，龙门弥陀造像仍占绝对优势[13]。唐代净土宗信仰获很大发展且深入民间，石窟造像中阿弥陀佛与观世音菩萨造像之益愈增多，已是极为普遍的现象。

理明窝第七龛等像、大龛中开元造像及咸通造像等仍有善跏坐像与半跏坐像。其题材未见造像铭中另言，而开元造像距长安造像不过十数年，弥陀院与尊奉佛像应有延续性，第七、八等龛佛座多有莲花，莲花与西方净土关联颇多，因而这些造像仍应延续弥陀佛像。虽然这种组合与姿态在山东以外地区并不多见。咸通纪年造像则为数不多。而且开元与咸通造像对长安、洛阳造像都有一定的模仿参照。[14]因而理明窝唐代摩崖造像应是多尊阿弥陀佛之像。但不排除个别像仍是常见的释迦牟尼像之可能。

四

理明窝唐代摩崖造像的样式风格体现出初盛唐造像的特点。造型丰润圆厚，袈裟衣纹流畅婉转。尤其是武周长安三年造像。袈裟薄衣贴体，身形体态表现得充分自然。唯身体比例略显头大体短。理明窝造像体现出了初盛唐成熟期佛像艺术的特色与格调。造像样式与风格出显现了唐代长安、洛阳佛像艺术的特征。早在初唐贞观十三年时，长安地区就出现了反映长安造像艺术之新发展的中书舍人马周造像[15]。马周造像形态圆满，自然而丰厚，衣饰贴体。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马周造像反映的样式到了更成熟的水平，唐代长安造像的形式渐渐扩展到彬县大佛寺石窟，洛阳龙门石窟及更广大的地区[16]。在武周时期，初唐以来在长安形成的造像样式风格已高度成熟。影响也远播各地。我们以现存的一些作品来作些比较，可以更清楚地反映出这一点。

武则天晚年，长安光宅寺中曾建有一座七宝台。台上镶有许多精美的佛像。这些佛像以后随寺院迁移到了宝庆寺（今西安书院门内花塔寺址），宝庆寺的这批珍贵造像现多已流至国外，共有三十余件，多数在日本，少数在美国。因七宝台立于长安三年，所以宝庆寺塔石刻有多件武周长安三年造像。如李承嗣造像与萧元  的造像，以及姚元之造像与长安四年姚元景造像。就与地与理明窝唐代造像的造型特点极为相似。如李承嗣造像之发髻为涡轮卷纹，较理明窝像更细致复杂，而且其中亦有宝珠严饰。其面容与眉目的刻划，手印姿势与袈裟的披法，都很接近。甚至台前的小供养人，都透出了当时造像的风格气息。萧元  的造像更是如出一辙。此像为（图）善跏趺坐姿。足亦踏两朵莲台，圆而略扁的面容，丰满突起的肩胸部及袈裟的披法，都甚为相同，唯一区别之处只是宝庆寺造像具有更多的皇家气韵，有些细节过分雕琢，理明窝像则更具山野韵致，处理更自然疏朗[17]。

与理明窝善跏造像之台座吐莲台兽首最为接近的见于年代更早的是响堂山石窟像。河北邯郸南响堂第七窟，窟面为塔形，内设坛造像为佛殿窟。南壁造像为佛菩萨弟子五尊，佛像善跏趺坐。台座下部有一神像面部，口中吐出两朵带梗莲台，承托佛之双足。（图）其台座前还分格刻出神王之像。这个口吐莲花之面部被称为地神[18]，但理明窝此像更近于兽面，因而可否归于地神尚有疑问。联系龛楣之兽，是护法神兽之一也未可知。

理明窝造像虽然在造型风格等方面接近或源自於唐长安像式，但在组合方面仍极富于山东石窟摩崖造像中一些独具之特点。山东造像中以横排龛中连贯造像的形式不少。例如济南隋代玉函山龛像、千佛山以及东佛峪龛像，唐代千佛崖龛像等处，皆多有横排多尊造像之实例。还有司里山造像及长清莲花洞等。司里山造像之巨石东面有宽达一790厘米的大龛，横排九尊佛造像，其中龛右五尊为立像，龛左四尊为善跏趺坐像。大龛周围及余崖面也多有横排多像的长龛。司里山造像龛中有多处唐代先天及元和题记，此大龛也应是唐代雕造作品。

玉函山摩崖最下层有两大龛隋像上覆精美的帐帷龛楣。

长清县北朝莲花洞主佛莲座下部雕出一圆形面部，是神王护法抑未可知。东平白佛山一号隋窟两壁皆雕出一铺首龛，即於龛上部雕出兽面铺首。这些细节与理明窝大龛龛楣兽面及佛座吐莲兽面仍反映出一定的共性关系，表现出山东佛像雕造传统中之独具特色[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