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精神分析文艺美学中，本能欲望、梦、象征、升华、无意识、化装等概念具有重要的地位。正是以这些文艺美学观为指导，精神分析方法力图要透过意识的层面去发掘无意识的底蕴，透过象征本体去发现隐藏的真谛，透过审美形式去发现性欲、本能的内容，从而使精神分析方法，形成与其他社会历史方法、形式本体方法等不同的特征。
弗洛伊德认为，文艺的本质就是这种无意识欲望的替代性满足。人们在这里“继续享受着不受外界束缚的自由，这个实际上早已被舍弃了的自由。”在精神分析文艺美学看来，文艺首先并不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也不是作家世界观人生观的表现，而是无意识的本能欲望的满足，是一个脱离现实束缚的幻想世界中的避难所。虽然文艺是无意识欲望的满足，但是这种满足并不是直接额的、赤裸裸的，而是经过化装、改造、润饰的，它使无意识、快乐原则、非理性、私欲隐藏在意识、现实原则、理性和社会价值的后面，轻易不为人所发现。因此，文艺的本体是一种象征本体，它是一种客观化、系统化、形式化，也即是审美化的梦。因此，文艺也有两种意义，即表层的显意和深层的隐意，隐意潜伏在显意之中，正是他们的对立统一，构成了文艺的象征本体。
《恋女》中还描写了伯钦和厄秀拉恋爱成功结为夫妻的经过。劳伦斯从这对年轻人灵与肉的和谐结合中，表现了自己对理想人际关系、对完美人性的追求。书中的主人公皆因对方的存在而成为精神与肉体相平衡的完整的人，最终建立了平等和谐的关系。伯钦一开始只注重精神生活，他因憎恨现代工业带来的污秽物质生活而憧憬超凡脱俗的精神满足。然而，精神上的追求毕竟不能使他满足，他的肉体的自我不时地提出要求，在同厄秀拉的接触中，他发现了她身上所具有的一种美，这不仅是一个人因有了精神价值而产生的美，而且是自然的肉体的美。厄秀拉同他的接触，使他那个被压抑的肉体的自我得到释放和展开。在他身上，肉体不再受到精神的排斥，两者得到协调，渐渐得到平衡，他那人的完整性得到恢复，同时对人生也有了较现实的看法。尽管他后来仍一直对现实社会生活极度憎恨，可他已不再沉迷过去，而逃避现实了。
《恋女》中还有相当多的篇幅来描写托马斯和杰拉尔德父子两的心理活动，淋漓尽致地揭示了两代煤矿主的迥异性格；老矿主信奉基督上帝，想以虚假的慈善事业来拯救自己的灵魂，显示出他的伪善性格；新矿主却只推崇“机器上帝”，奉行无情无义的工业原则，显示出他那冷酷之心和只求实际的性格。小说中对人物心理的大段描绘，有助于读者对人物性格特征的深入了解。
二、三 十年代，中国弗洛伊德原著的翻译和介绍精神分析学说的论著亦相继问世，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各种西方社会思潮和理论也纷至沓来：达尔文、叔本华、尼采、杜威、罗素、伯格森、歌德、托尔斯泰、惠特曼、泰戈尔、以及无政府主义、泛劳主义和精神分析等。精神分析不仅多少影响到中国“五四”之后的哲学、心理学，而且在文坛也留下了明显的轨迹。
如《弗洛伊德心理分析》（英国勒女士著，赵演译）张东荪的《精神分析ABC》，陈德荣的《变态心理学》等，着重介绍了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梦、泛性欲观。尤其是朱光潜的《悲剧心理学》《文艺心理学》和高觉敷的译著《精神分析引论》在国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正如高觉敷所言，“国内学人对弗氏的批判也颇相歧异。有奉为大师的，也有讥之为江湖术士的，有用其说以解释五常的，也有鄙其说为毫无科学价值的”（《精神分析引论。译序》）
“五四”以来，文学创作与精神分析的联姻，是与理论介绍同步的。如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等人的部分创作，都留有精神分析的印迹。精神分析也同其他西方社会思潮一样，在“五四”以后的中国文坛热闹了一阵子。如鲁迅先生就是较早对精神分析发生兴趣并在创作中有所表现的其中一位。早在1922年，他就以女娲补天神话故事写成小说《不周山》，（后改名《补天》）。其创作动机，“首先，是很认真的，虽然也不过取了弗洛伊德说，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缘起”。（《故事新编。序言》。）又说：“原意是在描写性的发动和创造，以至衰亡的”。（《南腔北调选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一创作意图在起首一段表现的很鲜明。女娲从梦中惊醒，“只是很懊恼，觉得有什么不足，又觉的有什么太多了”。望着色彩斑斓的天空和大地，她“从来没有这样的无聊过。”所谓“不足”，即性欲的不能满足，所谓“太多”即指蕴蓄于体内的性的能量“太多”，用精神分析的术语来说，就是“力比多”过剩。“那非常圆满而精力洋溢的臂膊”和“仿佛全体都正在四面八方的迸散”的身体，都是这种内驱力弥漫几乎快要溢出的体现。所谓“懊恼”、“无聊”就是一种性欲得不到满足的苦闷心理。然而，当他把这种蕴蓄的能量用来不停地、费力地创造人类时，则感受到了“未曾有的勇往和愉快”、“长久的欢喜”。
弗洛伊德的性本能理论认为，在人的诸种本能中，性本能处于特别重要的地位，它对于人格的成长、心理和行为都具有重大意义，“性的冲动，广义的和狭义的，都是神经病和精神病的重要起因……更有甚者，我们认为这些性的冲动，对人类心灵最高文化的、艺术的和社会的成就作出了最大的贡献”。
《补天》中的这些艺术描写，反映了鲁迅当时对弗洛伊德关于性欲可通过创造人类文化而得到宣泄排遣的升华说的赞赏。十分有趣的是，《补天》按原计划写了前一部分后，改变了构思，在小说中加上了一个古衣冠的小丈夫，让他“站在女娲的两腿之间向上看”，嘴里诌着：“裸裎淫佚，失德蔑礼败度，禽兽行。国有常刑，惟禁！”而女娲“本已知道和这类东西板谈，照例是说不通的，”于是她继续她的创造和补天工作。在此，作者肯定女娲的创造力，实质上就是肯定作为人的本能欲望的性欲存在；对那些类似古衣冠的小丈夫一类企图否定性欲的道学家，则是剥去其画皮，显示其本相，特别是那经过压抑和伪装的性欲本能。鲁迅在批判泛性论的同时亦不忘对鼓吹禁欲主义的道学家们的“无欲”的批判。这一批判的背景，导致于当时年轻的道学家对汪静之《蕙的风》的批评。汪静之《蕙的风》中因有一句“一步一回头瞟我意中人”，而被道学家科以《金瓶梅》“导淫”之罪。
在女师大事件及对“现代评论派”的论战中，鲁迅用精神分析的解剖刀对女师大校长杨荫榆的“寡妇主义”的心理分析，更是入木三分。他于1925年冬写的《寡妇主义》一文，从杨荫榆独特的个人心理的角度进行精神分析时指出“潜藏着”、“萎落”、“甚且至于变态”的心理是导致其精神上“有着执拗、猜疑、阴险的性质”。鲁迅进一步分析这种变态的心理指出，原因在于性欲的受压抑“生活既不合自然，心状也就大变，觉得世事都无味，人物都可憎，看见有些天真快乐的人，便生恨恶。尤其是因为压抑性欲之故，所以于别人的性底事件就敏感、多疑、欣羡、因而妒忌。其实这也是势所必至的事，为社会所逼迫，表面上故不能不装着纯洁，但内心却终于逃不掉本能之力的牵制，不自主地蠢动着缺憾之感的”。当然，作为杨荫榆这一具体的人来说，决定她镇压学生运动的，主要是其政治立场，但也不能忽视其中包含着的她独特的个人心理因素。鲁迅对她的心理分析带有较强烈的弗洛伊德色彩。然而却切中了杨荫榆内心的隐私。
郭沫若亦曾经有意识地运用过精神分析理论。他早期的小说《残春》，自己撰写《批评与梦》（沫若文集，第10卷）一文为之注疏。他之所以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