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中国诙谐文化传统中的愚人主题(5)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1
，又仔细的看，似乎许多白盔白甲的人，络绎的将箱子抬出了，器具抬出了，秀才娘子的宁式床也抬出了，但是不分明，他还想上前，两只脚却没有动……”——妙的正是“似乎”，究竟是确有其事，还是只是阿Q的幻觉或者想象，无从确证。然而，这正是乡里愚民们所理解的世界，亦真亦假，事实与传闻混杂的生活经验。因此，在鲁迅的小说中，越是对重要的历史事件的叙述，越是呈现出一种多个版本参杂共生的状态，而究竟哪一个版本是真的，似乎作者并不太关心，他似乎更喜欢用诸如“大概”、“也许”等等含糊其辞的说法将所有的版本平列在一起：
船的使命，赵家本来是很秘密的，但茶坊酒肆里却都说，革命党要进城，举人老爷到我们乡下来逃难了。惟有邹七嫂不以为然，说那不过是几口破衣箱，举人老爷想来寄存的，却已被赵太爷回复转去。其实举人老爷和赵秀才素不相能，在理本不能有“共患难”的情谊，况且邹七嫂又和赵家是邻居，见闻较为切近，所以大概该是伊对的。
然而谣言很旺盛，说举人老爷虽然似乎没有亲到，却有一封长信，和赵家排了“转折亲”。赵太爷肚里一轮，觉得于他总不会有坏处，便将箱子留下了，现就塞在太太的床底下。至于革命党，有的说是便在这一夜进了城，个个白盔白甲：穿着崇正皇帝的素。
而在《采薇》中，对于武王灭商的叙述则更成为完全不同的版本传说的平列：
传说也不少：有的说，周师到了牧野，和纣王的兵大战，杀得他们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连木棍也浮起来，仿佛水上的草梗一样；有的却道纣王的兵虽然有七十万，其实并没有战，一望见姜太公带着大军前来，便回转身，反替武王开路了。
尤其有趣的是，这两个版本的传说几乎都平列在中国正统的历史叙述之中：一个载于《尚书》，一个见于《史记》。这无疑是一种极具嘲讽性的叙述，“著之竹帛”的堂皇经史与乡里愚民充满讹误与幻象的传说、谣言并无多大区别。
而有关武王入商的叙述则更是集中了大量的戏谑与反嘲因素：
有一夜，是有星无月的夜。大家都睡得静静的了，门口却还有人在谈天。叔齐是向来不偷听人家谈话的，这一回可不知怎的，竟停了脚步，同时也侧着耳朵。
“妈的纣王，一败，就奔上鹿台去了，”说话的大约是回来的伤兵。“妈的，他堆好宝贝，自己坐在中央，就点起火来。”
“阿唷，这可多么可惜呀！”这分明是管门人的声音。
“不慌！只烧死了自己，宝贝可没有烧哩。咱们大王就带着诸侯，进了商国。他们的百姓都在郊外迎接，大王叫大人们招呼他们道：‘纳福呀！’他们就都磕头。一直进去，但见门上都贴着两个大字道：‘顺民’。大王的车子一径走向鹿台，找到纣王自寻短见的处所，射了三箭……”
“为什么呀？怕他没有死吗？”别一人问道。
谁知道呢。可是射了三箭，又拔出轻剑来，一砍，这才拿了黄斧头，嚓！砍下他的脑袋来，挂在大白旗上。”
叔齐吃了一惊。
“之后就去找纣王的两个小老婆。哼，早已统统吊死了。大王就又射了三箭，拔出剑来，一砍，这才拿了黑斧头，割下她们的脑袋，挂在小白旗上。这么一来……”
“那两个姨太太真的漂亮吗？”管门人打断了他的话。
“知不清。旗杆子高，看的人又多，我那时金创还很疼，没有挤近去看。”
“他们说那一个叫作妲己的是狐狸精，只有两只脚变不成人样，便用布条子裹起来：真的？”
“谁知道呢。我也没有看见她的脚。可是那边的娘儿们却真有许多把脚弄得好像猪蹄子的。”
叔齐是正经人，一听到他们从皇帝的头，谈到女人的脚上去了，便双眉一皱，连忙掩住耳朵，返身跑进房里去。
在这里，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是从乡民们的角度进行叙述的，而这一叙述的焦点与正史有着一种有趣的错位。正史叙述呈现为一种严肃甚而仪式化情状，而这在叙述人与听讲者那里则荡然无存，对于武王的仪式性的动作，身为乡间愚民（伤兵与管门人）的叙述者与听讲者既不理解，也不关心，他们更为关注的却是其中极具俗世色彩的细节，整个叙述过程不断地受到这些俗世细节的干扰与打断：宝贝、女人、女人的脚、狐狸精以及士兵身上的金创等等。于是我们看到在乡愚们那里，历史与传说乃至谣言并不区分，皇帝的头与女人的脚也混在一起，统治者有关“恭行天罚”的神圣叙述就在这种混淆之中被戏耍与玩弄，并被支解成为一个个莫名其妙的碎片。
这种乡愚的眼光，也许充满了琐碎、无聊的细节，甚而混杂着谣言与变形的想象，根本无法形成一个具有统治力量的宏大的历史叙述，然而，它似乎又比正史的叙述更为切近真实，更切近于凡人的俗世生活。正是因此，乡人们在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一些神异的传说反而更显示出另一种真实的力量。例如《理水》中写到百姓们谈论有关大禹的传说：
然而关于禹爷的新闻，也和珍宝的入京一同多起来了。百姓的檐前，路旁的树下，大家都在谈他的故事；最多的是他怎样夜里化为黄熊，用嘴和爪子，一拱一拱的疏通了九河，以及怎样请了天兵天将，捉住兴风作浪的妖怪无支祁，镇在龟山的脚下。皇上舜爷的事情，可是谁也不再提起了，至多，也不过谈谈丹朱太子的没出息。
在此，神话传说非常明显地占据了乡人的叙述焦点，本应更为切近与真实的京城与朝廷的政治却被排挤在一边，显然，这是一种暗含了强烈的价值判断的叙述冲动，人们并不在乎大禹治水的故事是否真实，而是借此寄托对于自己心目中的真英雄的敬仰与崇拜。可以说，这些传说虽然去信史远甚，它的想象更是荒诞不经，但却是人们的情感的真实的投射。
于是经由乡里愚民的眼光，鲁迅几乎完全颠覆了正统历史叙述的统治地位，有关当权者的一切被挤出了叙述的中心地位，占据这个位置的是愚民们对于他们心目中的英雄的传奇叙述。
愚人主题是中国诙谐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无数具名或无名的民间智者正是通过对这一主题的叙说与演绎，运用、呈现与延伸着中国人的生存智慧。鲁迅对这一主题的利用与发挥，正说明我们的现代文化与现代诗学并未与我们的古老的传统隔绝，传统的潜流仍将经由民间大众的生活与智慧继续为我们的现代文化的创造提供深厚的滋养。
注释：
1.《庄子·天下》，陈鼓应注释《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4月第1版P884
2.《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第2版，第10册P3198
3.同上书，P3202—3203
4.冯沅君《古优解》，载《冯沅君古典文学论文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P23
5.《说苑校正》中华书局1987年7月第1版，P206
6.巴赫金著《拉伯雷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P301
7.李渔《闲情偶记》，《李渔随笔全集》巴蜀书社1997年3月第一版P46。
8.王利器辑录《历代笑话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1月新1版，P518
9.《四声猿·歌代啸（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1月第一版，P161—163
10.本文所涉及与引用的鲁迅作品均采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鲁迅全集》，不再注明。
11.转引自胡忌《宋金杂剧考》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4月第一版P292
12.杜仁杰《庄家不识构栏》，见隋树森编《全元散曲》上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31页
13.睢景臣《高祖还乡》，见隋树森编《全元散曲》上册，第544页
14.《歌代啸杂剧》“楔子”，《四声猿·歌代啸（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08页
船的使命，赵家本来是很秘密的，但茶坊酒肆里却都说，革命党要进城，举人老爷到我们乡下来逃难了。惟有邹七嫂不以为然，说那不过是几口破衣箱，举人老爷想来寄存的，却已被赵太爷回复转去。其实举人老爷和赵秀才素不相能，在理本不能有“共患难”的情谊，况且邹七嫂又和赵家是邻居，见闻较为切近，所以大概该是伊对的。
然而谣言很旺盛，说举人老爷虽然似乎没有亲到，却有一封长信，和赵家排了“转折亲”。赵太爷肚里一轮，觉得于他总不会有坏处，便将箱子留下了，现就塞在太太的床底下。至于革命党，有的说是便在这一夜进了城，个个白盔白甲：穿着崇正皇帝的素。
而在《采薇》中，对于武王灭商的叙述则更成为完全不同的版本传说的平列：
传说也不少：有的说，周师到了牧野，和纣王的兵大战，杀得他们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连木棍也浮起来，仿佛水上的草梗一样；有的却道纣王的兵虽然有七十万，其实并没有战，一望见姜太公带着大军前来，便回转身，反替武王开路了。
尤其有趣的是，这两个版本的传说几乎都平列在中国正统的历史叙述之中：一个载于《尚书》，一个见于《史记》。这无疑是一种极具嘲讽性的叙述，“著之竹帛”的堂皇经史与乡里愚民充满讹误与幻象的传说、谣言并无多大区别。
而有关武王入商的叙述则更是集中了大量的戏谑与反嘲因素：
有一夜，是有星无月的夜。大家都睡得静静的了，门口却还有人在谈天。叔齐是向来不偷听人家谈话的，这一回可不知怎的，竟停了脚步，同时也侧着耳朵。
“妈的纣王，一败，就奔上鹿台去了，”说话的大约是回来的伤兵。“妈的，他堆好宝贝，自己坐在中央，就点起火来。”
“阿唷，这可多么可惜呀！”这分明是管门人的声音。
“不慌！只烧死了自己，宝贝可没有烧哩。咱们大王就带着诸侯，进了商国。他们的百姓都在郊外迎接，大王叫大人们招呼他们道：‘纳福呀！’他们就都磕头。一直进去，但见门上都贴着两个大字道：‘顺民’。大王的车子一径走向鹿台，找到纣王自寻短见的处所，射了三箭……”
“为什么呀？怕他没有死吗？”别一人问道。
谁知道呢。可是射了三箭，又拔出轻剑来，一砍，这才拿了黄斧头，嚓！砍下他的脑袋来，挂在大白旗上。”
叔齐吃了一惊。
“之后就去找纣王的两个小老婆。哼，早已统统吊死了。大王就又射了三箭，拔出剑来，一砍，这才拿了黑斧头，割下她们的脑袋，挂在小白旗上。这么一来……”
“那两个姨太太真的漂亮吗？”管门人打断了他的话。
“知不清。旗杆子高，看的人又多，我那时金创还很疼，没有挤近去看。”
“他们说那一个叫作妲己的是狐狸精，只有两只脚变不成人样，便用布条子裹起来：真的？”
“谁知道呢。我也没有看见她的脚。可是那边的娘儿们却真有许多把脚弄得好像猪蹄子的。”
叔齐是正经人，一听到他们从皇帝的头，谈到女人的脚上去了，便双眉一皱，连忙掩住耳朵，返身跑进房里去。
在这里，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是从乡民们的角度进行叙述的，而这一叙述的焦点与正史有着一种有趣的错位。正史叙述呈现为一种严肃甚而仪式化情状，而这在叙述人与听讲者那里则荡然无存，对于武王的仪式性的动作，身为乡间愚民（伤兵与管门人）的叙述者与听讲者既不理解，也不关心，他们更为关注的却是其中极具俗世色彩的细节，整个叙述过程不断地受到这些俗世细节的干扰与打断：宝贝、女人、女人的脚、狐狸精以及士兵身上的金创等等。于是我们看到在乡愚们那里，历史与传说乃至谣言并不区分，皇帝的头与女人的脚也混在一起，统治者有关“恭行天罚”的神圣叙述就在这种混淆之中被戏耍与玩弄，并被支解成为一个个莫名其妙的碎片。
这种乡愚的眼光，也许充满了琐碎、无聊的细节，甚而混杂着谣言与变形的想象，根本无法形成一个具有统治力量的宏大的历史叙述，然而，它似乎又比正史的叙述更为切近真实，更切近于凡人的俗世生活。正是因此，乡人们在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一些神异的传说反而更显示出另一种真实的力量。例如《理水》中写到百姓们谈论有关大禹的传说：
然而关于禹爷的新闻，也和珍宝的入京一同多起来了。百姓的檐前，路旁的树下，大家都在谈他的故事；最多的是他怎样夜里化为黄熊，用嘴和爪子，一拱一拱的疏通了九河，以及怎样请了天兵天将，捉住兴风作浪的妖怪无支祁，镇在龟山的脚下。皇上舜爷的事情，可是谁也不再提起了，至多，也不过谈谈丹朱太子的没出息。
在此，神话传说非常明显地占据了乡人的叙述焦点，本应更为切近与真实的京城与朝廷的政治却被排挤在一边，显然，这是一种暗含了强烈的价值判断的叙述冲动，人们并不在乎大禹治水的故事是否真实，而是借此寄托对于自己心目中的真英雄的敬仰与崇拜。可以说，这些传说虽然去信史远甚，它的想象更是荒诞不经，但却是人们的情感的真实的投射。
于是经由乡里愚民的眼光，鲁迅几乎完全颠覆了正统历史叙述的统治地位，有关当权者的一切被挤出了叙述的中心地位，占据这个位置的是愚民们对于他们心目中的英雄的传奇叙述。
愚人主题是中国诙谐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无数具名或无名的民间智者正是通过对这一主题的叙说与演绎，运用、呈现与延伸着中国人的生存智慧。鲁迅对这一主题的利用与发挥，正说明我们的现代文化与现代诗学并未与我们的古老的传统隔绝，传统的潜流仍将经由民间大众的生活与智慧继续为我们的现代文化的创造提供深厚的滋养。
注释：
1.《庄子·天下》，陈鼓应注释《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4月第1版P884
2.《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第2版，第10册P3198
3.同上书，P3202—3203
4.冯沅君《古优解》，载《冯沅君古典文学论文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P23
5.《说苑校正》中华书局1987年7月第1版，P206
6.巴赫金著《拉伯雷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P301
7.李渔《闲情偶记》，《李渔随笔全集》巴蜀书社1997年3月第一版P46。
8.王利器辑录《历代笑话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1月新1版，P518
9.《四声猿·歌代啸（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1月第一版，P161—163
10.本文所涉及与引用的鲁迅作品均采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鲁迅全集》，不再注明。
11.转引自胡忌《宋金杂剧考》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4月第一版P292
12.杜仁杰《庄家不识构栏》，见隋树森编《全元散曲》上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31页
13.睢景臣《高祖还乡》，见隋树森编《全元散曲》上册，第544页
14.《歌代啸杂剧》“楔子”，《四声猿·歌代啸（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0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