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作者首先分析了汉魏之际易学嬗变的原因。认为汉魏之际易学的嬗变与经学的衰落相关，两汉经学研究者急功近利、崇尚虚华，经学研究众说纷纭、渐失其本，经学为笺注之学、有支离附会之特点，是其内因；东汉统治的黑暗、党锢之祸、黄巾起义、思想家对神学的批判、东汉的灭亡，是其外因。其次，作者用事实说明了象数易为玄学易取代经历了一个过程。具体表现为二者的对立、融合和取代。最后，作者揭示了汉魏之际易学嬗变的意义。即纠正了两汉易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改变了易学研究的方向，推动了易学发展。
关键词：汉魏 易学 嬗变 意义
三国至南北朝，中国大一统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再次遭到破坏，社会处在急剧变革、动荡之中，群雄并起逐鹿，三国争霸，南北对寺，战争此起彼伏。这种封建社会的长期不稳定性，折射到意识形态领域，表现为思想异常活跃，儒家独尊的地位从根本上动摇，被压抑数百年的老庄之学开始复兴，并与儒家思想巧妙结合，形成了中国思想史上的玄学思潮。玄学家们摆脱了传统经学思维模式的束缚，以清新明快的语言和高度抽象的思维，建立了适应新封建秩序的思想体系。
一、 汉魏易学嬗变的原因
与整个思想发展同步，此时期易学也呈现了新的趋势。经过两汉易学家苦心经营而建立起的象数易学开始式微，逐渐为玄学易所取代。这种易学嬗变，决非偶然，它与当时整个经学思潮的衰落息息相关。两汉已降，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内容的经学被尊奉为官学，由于政治上的需要和功利的驱使，研习经学，蔚成风气，经学达到了空前的繁荣，“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汉书．儒林传》）然而这种鼎盛背后潜藏着危机，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明经取士，经学成为入仕晋身的阶梯。由此，习经者急功近利，投机取巧，崇尚虚华，不思多闻阙疑，此是经学研究一大弊端。如范晔所言：“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后汉书．儒林列传》）（二）两汉经学门派林立，众说纷纭。两汉经学有今文和古文之分，如“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惟费氏经与古文同。”（《汉书．艺文志》）又注重师法和家法，就《易》而言，“《易》有施、孟、梁丘之学，是师法；施家有张、彭之学，孟有翟、孟、白之学，梁丘有士孙、邓、衡之学是家法。家法从师法分出，而施、孟、梁丘之师法又从田王孙一师分出者也。”（《经学历史》136页中华书局1981年）经学研究这种师师相承、口传心授、纯而不杂的习经方式，造成了经数家、家有数说、歧义并出，如树干分枝、枝又分枝，支叶繁滋，浸失其本。使后学不知所从。（三）两汉经学繁荣标志之一是传习经者众多。如前所言，一经说至百万余言，大师众至千余人，其中有的大师能教千万余人，如郑玄在马融门下，三年未见师面，足见受业人之多。由于治经人多而杂，其说支而漫，加上当时经学研究是以笺注儒家经典为目的，重训诂和考据，经学家有时为了一句话或一个字，不遗余力，花费大量时间，旁征博引，细心求证，以至融通。对于圣人之言决不敢越雷半步，这种笺注之学虽存朴实严谨之风，却有机械、支离、牵强的特点。班固曾把经学研究这个特点视为“大患”。他说：“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义，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汉书．艺文志》）正是这三个蔽端，使经学从自身否定了自己，走向没落。
如果说经学存有种种弊端是其衰微内因的话，那么东汉统治者腐败、党锢之祸、黄巾大起义、思想家对神学的批判是经学衰微的外因。东汉末年，政治上外戚参政，宦官专权。如和帝十岁即位，窦太后临朝，其兄弟身居要职。和帝用宦官郑众的禁军剪灭了窦氏的势力。安帝时，邓太后和其兄弟邓骘执掌大权。邓氏被消灭后，宦官李闰、江京专权。由于外戚、宦官专权，朝纲混乱，使朝野上下极为不满。如范晔所言：“自桓、灵之间，君道秕僻，朝纲日陵，国隙屡启，自中智以下，靡不审其崩离，而权强之臣，息其窥盗之谋。豪杰之夫，屈于鄙生之议者，人诵先王言也，下畏逆顺执也。”（《后汉书．儒林列传》）在社会上层这种对朝政的不满引发为“清议”，即官僚士大夫通过品评人物，抨击宦官外戚的罪行，当时太学是清议的中心，由于清议冒犯了统治者的利益，统治者下令逮捕清议者，许多官僚士大夫和太学生被禁锢，这就是历史上的“党锢之祸”。在社会下层，由于外戚、宦官的黑暗统治，激起人民最强烈的反抗，爆发了黄巾军大起义，这次大起义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它使东汉封建统治大伤元气。东汉政治黑暗、朝纲凌乱，践踏了经学所维系的纲常名教，从而降低了经学在当时人们心中的地位。党锢之祸，冲击了经学研究。“桓灵之间，党锢两见，志士仁人，多填牢户，文人学士，亦扞文纲，固已士气颓丧而儒风寂寥矣。”（皮锡瑞《经学历史》141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象郑玄、荀爽等大易学家也深受其害。黄巾军大起义瓦解了经学赖以生存的载体，因此，作为官方的经学在汉末开始衰落而为新兴的私学所取代。
另外，两汉经学衰落还与在东汉末年经学遭受到卓有见识的思想家猛烈抨击紧密相关。首先，思想家们把矛头直指两汉以来流行的神学。处于两汉政治的需要，经学与神学相结合，形成了具有神秘色彩的天人之学，这种天人之学在齐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伏传五行，齐诗五际，公羊春秋多言灾异，皆齐学也。易有象数占验，礼有明堂阴阳，不尽齐学，而其旨略同。”（同上，106页）最早援引天人之学阐释经义的是西汉董仲舒。《汉书．五行志》：“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西汉中叶后，其他经学家纷纷效法。“汉兴推阴阳言灾异者，孝武时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则眭孟、夏侯胜，元、成则京房、翼奉、刘向、谷永，哀、平则李寻、田终术。此其纳说时君著明者也。”（《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其中董仲舒、眭孟、刘向治《春秋》，两夏侯、李寻治《尚书》，翼奉治《齐诗》，京房治易学。又在哀平之际，以宣传灾异和符瑞、附会经学为内容的谶纬之学盛行，并在东汉初79年由章帝亲自主持的白虎观会议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在汉末，这种由经学和神学结合而形成的天人之学，随着封建统治腐败和整个社会的没落及农民起义打击，渐失去人心。尤其是经汉末王充、张衡、仲长统等思想家的批判，其欺骗性暴露无遗。王充在其著作《论衡》中以元气自然为基础，否定了“天人感应”。他认为，“夫天不能故生人，则其生万物亦不能故也。天地合气，物偶自生矣。”（《物势篇》）“夫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随行而应人。”他还用自然无为驳斥了祥瑞说和谴告说，指出，天道自然，图书自成，谶纬之学，皆虚妄。瑞应现象违背了天道自然的原则，有时出现只是一种巧合，“文王当兴，赤雀适来，鱼跃鸟飞，武王偶见，非天使雀至白鱼来也。”他认为灾异是自然自身造成的，与社会政治无关，“夫天道自然也，无为。如谴告人，是有为也，非自然也。”（《谴告篇》）谴告说是乱世的产物，“谴告之言，乱世之语。”（《感类篇》）他还在《卜筮篇》中以大量的事实说明“卜筮不可信”。同时代的张衡、王符、仲长统等对天人感应的神学也进行了批驳。张衡认为针对当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