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思想家对经学自身存在的问题予以深刻的揭露。这种对经学本身存在的弊端进行批判始于刘歆。东汉初年，适应社会的需要，以私人传授的古文经渐渐兴盛传播开来，并与官学的今文经发生了冲突。参加校书的刘歆发现古文经比经文经更有价值，为使古文经立于学官，他揭露了今经文过于繁琐、不易掌握、更无益于社会：“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明而莫知其原。”至东汉末年的王充，其批判的对象不单是今文经，而是整个儒家。如他指出：“儒者说经，多失其实。前儒不见本末，空生虚说；后儒信前师之言，随趣述故，滑习辞语，苟名一师之学，趋为师教授，及时早仕，汲汲竟进，不暇留精用心，考实根核，故虚说传而不绝，实事没而不见，五经并失其实。”（《论衡．正说》）应该说，这些批判切中经学的要害。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历史发展到魏晋，战争频繁，人们崇尚武力，以儒家为内容的经学已不适应社会的需要，经学受到了冷落。这一点从《三国志》记载可以看出。董昭上疏云：“窃见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魏志．董昭传》）杜恕上疏云：“今之学者，师商、韩而上法术，竟以儒家为迂阔，不周世用，此最风俗之流弊。”（《魏志．杜畿传》）当时王公大人精通经学的人已很少见，“正始中，有诏议圜丘，普延学士。是时郎官及司徒领吏二万余人，……而应书与议者，略无几人。又是时朝堂公卿以下四百余人，其能操笔者未有十人，多皆相从饱食而退。”（《魏志．王肃传》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两汉易学为玄学易所取代。
二、 魏晋易学嬗变过程
这场思想文化的转换，虽然不像朝代沿革、制度更替所进行的战争那么残忍、那么悲壮，但就其斗争的复杂性、持久性及激烈程度而言则毫不逊色。象数易与玄学易的争端，主要表现在学派之间、思想方法、范畴之间的对立。易学家们从不同的立场出发，围绕着象、数、言、意、理、无等问题展开了大辨论。魏王肃旗帜鲜明，矛头直指汉末大儒郑玄，揭开了易学史上第一次大会战的序幕。王肃采取“内攻”法，即出于郑学而攻郑学。他曾直言不讳地说：“自肃成童志学，始志于而学郑氏学矣。然寻文责实，考其上下，义理未安，违错者多，是以夺而易之。”(《孔子家语序》)于易学，他力排爻辰，剥落礼象，尽弃郑氏易注。清儒张惠言曾对他这种反郑易作过说明：“肃著书务排郑氏，其托于贾、马，以抑郑而已。故于易义，马郑不同者则从马，马与郑同则并背马……郑言卦气本于马，则肃附《说卦》而弃马。西南阴方，东北阳方，用马注而改其春秋之文是也。马郑取象，必用《说卦》，是以有互、有爻辰，则肃并弃《说卦》，剥之以坤象床，以艮象人是也。……盖易注本其父朗所为，肃更撰定，疑其出于马郑者，朗之学也；其掊击郑者，肃之学也。”(《易义别录》卷十一《皇清经解》卷一千二百四十四)因王肃的外孙为晋武帝，故其学行于晋初。与王肃同仕一朝的董遇，撰《周易章句》，专以训诂立说，力破汉儒象数之学。其易学体系虽异于王肃，而就其宗旨而言，则与王氏完全一致。何晏破汉代经学家拘守师说的传统，论《易》与老庄之道，开魏晋玄学清淡之风。他“辞妙于理”，擅与人争辩，如与王弼论道，王弼为他的辩才所折服。又与管辂“共论《易》九事”，探求“诸卦中所有时义”等相关的问题，力图以义理取代象数。由于他的倡导，玄谈蔚成风气，“时人吸习，皆归服焉”(《三国志．管辂传》注引《辂别传》)。钟会“有才数技艺而博学，精练名理”，作《周易尽神论》和《周易无互体论》，一方面对易理作了深入地阐发，另一方面对汉儒象数易学中的互体加以否定。王弼继起，以非凡的才华，以老注《易》，畅谈玄理，尽扫象数。他首先揭露了汉易以象注易的弊端：“案文责卦，有马无乾，则伪说滋漫，难可纪矣。互体不足，遂及卦变，变又不是，推致五行，一失其原，巧愈弥甚。纵复或值，而义无所取，盖存象忘意之由也。”(《周易略例．明象》)他针对汉儒“存象忘意”，提出“得意忘象说”。他认为，象出意，言明象，“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故寻言以观象，寻象以观意，而得意之后，则可以忘象，即他所谓“忘象以求其意，义斯见矣”。(同上)王弼的这些解说为其后学韩康伯继承。他说：“夫非忘象者，则无以制象；非遗数者，则无以极数。”(《系辞》注)王、韩批评虽然过于偏激，但却看到象数易学夸大了象数作用走向一偏，使理论变得机械和牵强，故而给象数易学以致命的打击，加速了象数易学灭亡。
然而，此时期象数易学家面对强大的劲敌，并不示弱，极力地维护汉代留传下来的曾居显要地位的象数易学。他们紧紧抓住玄学家以老说《易》弱点——弃象明义、追求华辞、游谈无根等，进行理论上的反击。如魏管辂批评何晏易学，“若欲差次老庄而参爻象，爱微辩而兴浮藻，可谓射侯之巧，非能破秋毫之妙也”；“说《易》生义则美而多伪，华则道浮，伪则虚神”。(《三国志．管辂传》注引)东汉之末荀爽后裔荀顗、荀融等人，继承了其先辈象数易学传统，对于钟会、王弼的玄学提出发难。荀顗难钟会《易无互体》，荀融难王弼《大衍义》。王弼年少而才高，力破旧说自标新学，影响最大，故王弼易学成为同时代众矢之的，以治京氏易和取史说易见长的晋人干宝深刻地揭露了以王弼为代表玄学的虚诞和浮华及其危害性。他说：
《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上系》曰：“法象莫乎天地。”《庄子》曰：“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春秋谷梁传》曰：“不求知所不可知者，智也。”而今后世浮华之学，强支离道义之门，求入虚诞之域，以伤政害民，岂非“谗说殄行”，大舜之所疾者乎。(《序卦》注，见《周易集解》)
与干宝同时代的孙盛视王弼易学为“附会之辨”、“将泥夫大道”：
故其叙浮义则丽辞溢目，造阴阳则妙赜无间，至于六爻变化，群象所效，日时岁月，五气相推，弼皆摈落，多所不关，虽有可观者焉，恐将泥夫大道。(《三国志．钟会传》注引)
对于王弼易学的取舍之争从魏晋一直延续到南北朝，四库馆臣曾描述道：“然《隋书．经籍志》载，晋扬州刺史顾夸等有《周易难王嗣义》一卷，《册府元龟》又载顾悦之(案悦之即顾夸之字)《难王弼易义》四十余条。京口闵康之又申王难顾，是在当日已有异同。王俭、颜延年以后，此扬彼抑，互诘不休。”(《四库全书总目．易类》)从这里可以看出，此时期的象数易学家为了维护两汉的易学传统，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挽救其已失去独尊的学术地位，与玄学家针锋相对，从理论上展开了空前激烈的辩论和斗争。他们的这些批判，的确看到了新兴玄学易所存在的问题，即弃象谈理，完全背离了《易》作者“观象系辞”的宗旨，使《周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