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献辨伪学在20世纪走过了一条由构建学科体系到多元发展的道路。
　　文献辨伪在中国虽然有悠久的的书籍、辞典，几乎无一不拨出篇幅予以宣传，甚至还曾入选中小学课本，影响了整整一代人。90年代初，杨镰发表《〈坎曼尔诗笺〉辨伪》（《文学评论》1991年第3期）一文。 他通过精心考辨，艰苦调查，反复取证，终于戳穿了其作伪真相。值得注意的是，早在郭沫若文章发表之时，有学者如张政烺就曾对郭文提出异议。其中一个理由是《诗笺》中的一些词语如“东家”等是否在唐代已有，如有，是否是“财主”之意。但那时要用人工查询《全唐诗》谈何容易。而当杨镰辨伪之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计算机室早已将《全唐诗》及《全唐诗外编》输入了计算机。因此，杨镰将有疑问的词语“李杜”、“诗坛”、“欣赏”、“东家”等在计算机中进行检索，为《诗笺》真相大白提供了有力证据。

　　（六）找准学科体系的位置

　　中国文献辨伪学自本世纪初虽然已基本构建起来，但真正找准自己在学科体系中的位置，还是80年代的事。杨昶在《张舜徽先生辨伪学成就述略》（《华中师大学报》1997年专刊）中认为，这一功劳当属著名文献学家张舜徽。该文说，梁启超虽然“归纳了辨伪工作的一些理论问题，但在学科上不曾将辨伪的理论与实践归属于某一学问范畴”，而“八十年代初，舜徽先生撰成文献学开山之作《中国文献学》（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首次拟定了中国文献学理论的基本构架。书中辟专章研讨辨伪学的诸问题，正式将辨伪的理论与实践纳入文献学体系。自此以后，不断有多种名称的文献学著作问世，诸书虽在体例、章节上各有异同，但都无一例外地设有‘辨伪’一目，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可见舜徽先生有登高一呼，学者认同的魅力”。
　　查近年出版的各类文献学专著、教材，如吴枫《中国古典文献学》（齐鲁书社1987年版），张家潘等主编的《中国历史文献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杨燕起等主编的《中国历史文献学》（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张大可主编的《中国历史文献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2月版）， 洪湛侯著《中国文献学新编》（杭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等等，都设有“辨伪”或“辨伪学”一目。孙钦善在《中国古文献学史》“绪言”中也指出：“古文献学本身又有许多分支，诸如注解、校勘、目录、版本、辨伪、辑佚、编纂等，可见它是一个成熟的学科。”他也是把辨伪作为文献学分支学科来对待。在此书中，孙钦善系统论述了著名辨伪学家如刘知几、欧阳修、朱熹、胡应麟、阎若璩、姚际恒、崔述等的辨伪成就，对各代辨伪特点作了精辟分析。如他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作伪甚于辨伪。至隋及初唐，则信伪甚于辨伪”，“时至中唐，独立思考，质疑辨伪的风气才逐步展开”，“唐代中后期的辨伪，揭开了文献辨伪学在宋代更加广泛、深入发展的序幕”。这些看法，都很有见地。最近，又出了辨伪类新著。如邓瑞全等主编的《中国伪书综考》（黄山出版社1998年版）、杨绪敏著的《中国辨伪学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不仅如此，这一时期文献辨伪学已成为全国不少高校中文、历史、图书情报等系开设文献学课程的重要内容，也成为文献专业硕士、博士研究生学习、研究的重要课程。有的高校，如西南师大就为中国古文献专业硕士研究生开设“古籍辨伪”课程多年。有的高校，如华中师大还编写了《辨伪学讲义》（杨昶编写，收入《国学知识指要》一书，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这说明在培养辨伪人才上已开始重视学科建设。


　四、自成系统的台港文献辨伪

　　自50年代以来，台、港的典籍文献辨伪，因历史的原因而自成系统地发展着，出了一些较有影响的辨伪成果。
　　纵观台湾的文献辨伪研究成果，不少是围绕历史上有真伪争议的典籍进行深入的辨伪考证。如对《尚书》，特别是《古文尚书》的辨伪，自50年代起持久不衰，不仅有对全书的辨伪，也有对某些篇章的辨伪。如罗锦堂《尚书伪孔传辨》（《大陆杂志》17卷12期，1958年12月），屈万里《〈尚书〉中不可尽信的材料》（台湾《新时代》1 卷3 期，　1961年3月），尚逵斋《尚书金縢之谜》（《建设》10卷3期，1961年8月），毛宽伟《尚书金縢疑辨》（《达德学刊》2期，1964年1月），于大成《谈伪古文尚书》（台湾《新生报》1968年7月30日），朱门《古文尚书真伪之辨》（《台湾日报》1971年2月28 日），周凤五《伪古文尚书问题重探》（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74年，屈万里指导），庄雅州《大禹谟辨伪》（《孔孟月刊》17 卷2期，1978 年10 月）， 许锬辉《伪古文泰誓疏证》（《木铎》8 期，1979年12月），朱廷献《泰誓真伪辨》（《孔孟月刊》19卷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