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2月），饶宗颐《论古文尚书非东晋孔安国所编成》（《选堂集林》上册，台北明文书局1982年版），钟克豪《尚书伪文丛考》（台北， 1983年撰者印行），朱廷献《尚书金縢 篇考释》（《中华文化复兴月刊》18卷4期，1985年4月）和《今古文尚书之传授及其伪篇考》（《尚书研究》，台北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值得注意的是，对历代学者都认为是伪作的《古文尚书》，也出现了新的观点。如王保德《〈古文尚书〉非伪作的新考证》（《文坛》124—129 期， 1970 年10月—1971年3月）及《再论〈古文尚书〉非伪作的新考证》（《建设》26 卷8期—27卷3期，1978年1月—8月）。其他典籍辨伪或研究辨伪学家的论文也见于众多学术刊物之中。如张严《孝经郑注真伪辨疑》（《孝经通识》，台北商务印务馆1970年版），方炫琛《春秋左传刘歆伪作窜乱辨疑》（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79年，周何指导），吴铭能《梁启超的古书辨伪学》（台湾师大国文研究所硕士论文，1990年，刘纪曜指导）等。
　　香港的典籍辨伪成果，最令人瞩目的是香港中文大学郑良树编著的《续伪书通考》三巨册（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版）。这是继40年代张心澂《伪书通考》之后又一部集典籍辨伪大成的著作。按该书“凡例”所言，全书搜录的辨伪成果主要有以下4种：1.“散见学报、 学术期刊之辨伪论文”；2.“新刊之古籍，书前、书后涉及辨伪之序、跋”；3.“各专书内涉及辨伪之章节，或著录其书名、作者及主要之结论”；4.“已入《古史辨》而为新、旧版《伪书通考》所未搜及者”。全书编排有序，将辨伪之典籍分为经、史、子、集4部分，每部分又再分类。 如经部又分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经总类、四书类、小学类等9类；而史部则分正史类、编年类、别史类、杂史类、 地理类、史评类等6类。所收辨伪成果，古今、两岸学者的皆有。 如郑樵、朱熹、欧阳修、王应麟、钱大昕、方孝儒、梁启超、余嘉锡、胡适、傅斯年、顾颉刚、钱穆、冯友兰、岑仲勉、马叙伦、杨伯峻、屈万里、张岱年等。可以说，是《伪书通考》之后又一次典籍辨伪成果大荟萃、大检阅。该书以编著者的论文《论古籍辨伪学的新趋势》代序，开宗明义就从古籍辨伪与古史辨伪的关系上阐明典籍辨伪的意义。他说：“古籍辨伪学和古史辨伪似乎是双胞胎的孪兄弟。古籍如果是伪造的，书内所载的古史恐怕就有问题；研究古史的虽然未必一定要同时研究古籍。不过，他却不可轻易忽视古籍真伪的问题。所以，它们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从事古史研究的人，固然不可忽视古籍的真伪；从事古籍辨伪的人，也应知其对古史的影响和震撼力量。”为了方便查阅，该书还附有《〈伪书通考〉正续编考订古籍索引》及《〈伪书通考〉正续编资料索引》。郑良树先生还著有《古籍辨伪学》（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版），是近些年典籍文献辨伪学研究的重要著作。他的论文《疑古与复古——论古籍辨伪的方向》（《书目季刊》29卷1期），认为70 年代末期以后，在“古史辨”派学说因大量竹简帛书出土而受到“震撼”时，学术界又存在着“复古”、“回头走”的现象，从而指出：“今天，我们走出‘疑古’的限囿时，更应该讲证据、讲方法、讲理论，在检验及反思‘古史辨’学派诸多说法时，才不会盲目地、情感地回头走。”这种观点无疑对文献辨伪学界是有启迪意义的。
　　中国文献辨伪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说它古老，是因为它有悠久的历史；说它年轻，一是因为它作为学科体系，其构建时间并不长；二是随着新资料新方法的问世，还有大量长期悬而未决的真伪问题等待去鉴别；三是伪书伪文还在不断出现，且以更隐蔽、更狡猾的手法欺骗世人。
　　最后，我想引用《吕氏春秋·慎行·疑似》中的一段话结束本文：“使人大迷惑者，必物之相似也。玉人之所患，患石之似玉者；相剑者之所患，患剑之似吴干者……相似之物，此愚者之所以大惑，而圣人之所加虑也……疑似之迹，不可不察。”
　　只要有“疑似之迹”，就“不可不察”，中国文献辨伪学任重道远，大有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