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全球价值。 他将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也解释为一部志士仁人追求主流思想――自由主义理想的历史，“中国的近代史，其实是一部自由主义的理想屡遭挫折的历史”。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虽然是对革命乌托邦的历史否定，但二者同时作为现代性的产物，在其背后却有着共同的历史预设：即启蒙运动对历史的目的论式的理解相信历史自有其客观规律和终极目标，人们所应做的，只是在万千迷途中发现这条通向彼岸的唯一正确的道路。而这一点，恰恰与中国自由主义者所欣赏的英国经验主义历史观明显地自我矛盾。也就是说，自由主义来到中国之后，它的后设立场被重新定义，被放在一个目的论的一元单线历史观中重新解释，因此也获得了某种与革命乌托邦同构的历史理想主义性格。

　　然而，李慎之并未意识到这一点，青年时代形成的启蒙理想，促使他上下求索，寻找一条通向理想世界的“唯一正确”的历史道路。他内心始终有一种意识形态的乌托邦激情和幻想， 希翼找到那个能够整体解决中国各种问题的一缆子的方案和主义。在经历了一段迷茫之后，李慎之惊喜地发现了美丽新世界――自由主义。历史理想主义的激情之火到了他生命的晚年，终于又再一次热烈地燃烧起来。

　　九曲黄河终归大海。历史一旦重新获得了终极目标，所有的问题在李慎之看来都变得迎刃而解、简单明快，都可以放在自由主义的价值天平上重估。他说：“五四”的精神是什么？就是启蒙，就是以理性的精神来打破几千年来禁锢着中国人思想的专制主义与蒙昧主义。“五四”先贤的思想倾向就是三百年来早已成为世界思想主流正脉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 这样，对“五四”精神的本质主义式的重新解释，为自由主义的终极价值目标作出了历史合法性的证明。

　　置于这条浩浩荡荡的时间之河上，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也变得明晰起来。不少朋友都有点困惑不解：九十年代初李慎之还迷恋于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和博大精深，为什么到了“五四”八十周年的时候，却把传统文化判决为一个简单的专制主义？这期间的变化究竟什么缘故？我以为，这与他到90年代末彻底皈依了自由主义有关，从此他判断和思考所有问题，背后都有一个以自由主义为终极价值的历史目的论作准绳。在单向突进的时间轴心上，一切思想都被他放在“敌我友”的关系上考量，他认定：“当面的敌人就是一个，就是在中国绵延了两千两百年的专制主义”。 于是，他又重返“五四”，返回到“五四”时代激烈反传统的焦灼心态之中。

　　不过，李慎之的反传统，虽则激烈，并非全盘，他所痛恨的，是为皇权专制主义提供合法性的政治意识形态，其以儒家的纲常伦理为表，以法家的威权统治为里，造就了一朝又一朝的专制制度和奴性人格。而传统文化中另外一些未被政治整合的部分，他始终怀有深深的敬意。1999年末，李慎之在谈到陈寅恪时，深有感叹地说：

　　整个二十世纪，中国已经有大量的传统文化现象衰败失落，甚至完全销沉歇绝。其中有许多是陈寅恪所极爱而深惜的，这也就是他所以被目为“文化遗民”的原因。尤其是国人一般认为外患日亟、国运日蹙的同治光绪年间，陈寅恪还咏叹之为“犹是开元全盛日”，最不易为人理解。其实，以义宁陈氏之清门雅望，他从小所接触的那些人物的雍容揖让、文采风流确确实实是中国传统文化最优美的精粹。我比陈先生小三十三岁，德行才情不敢比拟陈先生于万一，然而想像当时的老辈仪型，流风余韵，迄今不能不感到高山仰止，可望而不可即，低徊留连，不能自己，何况陈先生是从小沉潜涵泳于其间的人物。不过，恐怕陈先生万万没有料到是，在大量中国传统文化扫地以尽的时候，其中最黑暗、最反动的专制主义却历世长存，而且变本加厉，最后竟发展为最野蛮的群众专政而置陈先生于死地。



　传统士大夫的雍容揖让、文采风流，在李慎之一唱三叹的笔下，是何等的典雅辉煌，令人神往！可惜的是，传统中的那些好东西到二十世纪都衰败失落，独独留下了一个最黑暗的专制主义！痛心疾首的李慎之不得不奋起反传统，反那个如今依然在作怪的文化传统。实际上，在他看似激烈的言论背后，隐藏着对中国文化深深的眷恋之情。爱之深，故恨之切。在情绪激愤之中，他对传统的各种理性的、情感的、表层的和潜意识的看法，矛盾地混杂在一起，顾不上一一梳理。他无暇辨别传统专制主义与革命的乌托邦究竟有什么样的区别，传统文化是否有现代转化的可能。在他抓大问题、抓主要倾向的习惯思路指引下，传统文化被整体主义化，被简单地化约为专制主义，在浩浩荡荡的全球化大潮面前，传统文化成为通向自由主义理想世界的历史绊脚石。

　　当“五四”精神被化约为自由主义之后，究竟谁能代表“五四”，也成为一个必须重新估量的问题。李慎之说：六十多年来，我一直“以鲁迅之是非为是非”，但到“五四”八十周年的时候，“发现鲁迅还不能代表‘五四’的全部，能够比较全面地表达和代表‘五四’精神的，毋宁还是胡适。”因为胡适毕生坚持的，是中国的民主、法治和宪政，特别是他表现出中国文化传统中很少有的宽容精神。而鲁迅，无非就是要求个性解放而已。 后来，他异常沉痛地对一个青年友人说：“比较鲁迅与胡适不是一个小问题，我以过来人的身份可以说我们这代人是被误导了。” 胡适虽然指明了自由主义的历史方向，但从沉沦的现实到理想的未来，究竟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得以实现呢？是胡适所提倡的那种点点滴滴的改良么？顾准当年批评胡适“少谈主义、多谈问题”是缺少理想主义，李慎之的困境似乎也在于此：一旦将好谈问题的胡适“主义化”，却无法从胡适身上找到实现“主义”所必须有的理想主义精神，更缺乏为理想去奋斗献身的战士性格。而在这一点上，作为斗士的的鲁迅，对于李慎之来说魅力依旧，即便是他晚年改变了看法之后。2001年夏天，当李慎之接受采访，被问到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有哪些人时，他脱口而出：“鲁迅、顾准是最优秀的！”。

　　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晚年李慎之在理智上明明“沉痛地”意识到鲁迅“误导”了他六十年，但在情感上依然认同鲁迅，而非胡适？为什么他的大脑和心灵会发生如此的错位？

　　三，道德理想主义

　　张灏在分析近代中国革命思想时，特别指出：历史理想主义被激化以后，会产生一种志士精神，这是对二十世纪中国极有影响力的人格理想。它的出发点是传统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相信人是为了崇高的道德理想而活的，必须把生命无条件地奉献出来，透过政治去实现道德理想。 中国士大夫特有的这种道德理想主义的志士精神，深深地烙印在“老派共产党员”的心头，融化在他们的血液之中，即使到了李慎之生命的晚年，虽然道德理想的目标从革命乌托邦易帜为自由主义，他依然以早年从鲁迅那里继承的战士姿态，为新的理想在现实中的实现，奋不顾身地冲锋陷阵。

　　在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中，道德理想主义精神不仅属于革命者，也属于一部分自由主义者。张灏和林毓生都提到殷海光的自由主义之中含有强烈的道德意识。张灏认为，殷先生“一生的生命基调是他的理想主义精神，这种精神是高度的价值意识、道德勇气和生命热情所糅汇而成的”； 林毓生也说，殷先生虽然在理论上没有重大的建树，但殷海光在思想上肯定了自由民主的价值，并具体地身体力行，他为中国的自由民主运动赋予了道德的尊严。 李慎之亦可作如是观。之所以如此，乃是殷海光和李慎之都是“五四”之子，属于后“五四”一代知识分子，而“五四”启蒙运动无论在内容上还是精神上，都带有儒家文化传统特有的道德主义色彩。张灏认为“五四”具有多种两歧性，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