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顺从天意与民心，是正义行动。这一方面的论述，影响最大的见于战国孟子的著作。有人问孟子，武王伐纣，“臣弑其君，可乎” ?回答是：“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13]后来，汉代思想家又丰富以天人感应说。如谷永说：“臣闻天生蒸民，不能相治，为立王者以统理之，方制海内，非为天子，列土封疆，非为诸侯，皆以为民也。……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王者……失道妄行，……百姓愁怨，……上天震怒，灾异屡降，……终不改寤，恶洽变备，不复谴告，更命有德。……夫去恶夺弱，迁命贤圣，天地之常经，百王之所同也。”[14]这就是说，对“恶”主(昏暴君主)、“弱”主(无能君主)，可以杀掉，可以推翻，另选“贤圣”为主，这不叫弑君，而是天意。宋前废帝及其他荒主之所以被推翻，便是这一类观点进一步支配人们的结果。
　　《宋书·邓琬传》：奉江州刺史、晋安王子勋起兵反抗前废帝，说：“幼主昏暴，社稷危殆，虽曰天子，事犹独夫。今便指率文武，直造京邑，……废昏立明”。“独夫”原指纣王，见《尚书·泰誓下》，亦即孟子所谓“一夫”[15]。后来前废帝被杀，皇太后诏也说：“独夫既殒，悬首白旗”[16]。都是源于上述观点，反映流行着认为讨伐、杀死前废帝是正义行动的舆论。又，蔡兴宗在鼓动沈庆之时还说：如能推翻前废帝，“仆在尚书中自当率百僚案前世故事，更简贤明，以奉社稷。昔(商)太甲罪不加民，(汉)昌邑虐不及下，伊尹、霍光犹成大事，况今苍生窘急，祸百往代乎”。这就进一步表明，不但从观念上推翻前废帝已被视为正义行为，而且连制度上另立贤主的“前世故事”已在考虑之列了。再举南齐末一例。时东昏侯昏暴，雍州刺史萧衍决定在襄阳起兵推翻他。檄文说：“独夫扰乱无常，毁弃君德，……宗稷阽危，海内沸腾。”在这之前对臣僚说：“昔武王会孟津，皆曰纣可伐。今昏主恶稔，究虐极暴，……生命涂炭，天命殛之”。可见，没有一次政变、起兵不宣扬自己是“废昏立明”，是正义行动。因为在君主专制制度下，皇帝权力至高无上，再加上“天子”光圈的威慑作用，如果不广泛运用这一思想武器，便不能打破顾虑，争得民心，夺取胜利。相反，接受这一思想影响的人越多，胜利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2. 但是光有这一条件，仍然不能成功。前面所讲沈庆之、王玄谟、刘道隆的言行，无疑证明他们全认为蔡兴宗的建议不错，可是为什么都不敢参与呢?就因为前废帝毕竟是皇帝，手中握有生杀予夺大权，而且总有一部分人追随，反抗他风险极大。一般说，象沈庆之这类人，只要尚有退路，就绝不肯冒这风险。上面讲的太宰刘义恭等密谋政变，多次商量，总是“持疑不能速决”[17]，也是这个缘故。既然如此，为什么政变、起兵仍不断被暗中策划着，最后终于胜利了呢?就因为前废帝进一步胡作非为，乱肆杀戮，不仅危害了整个封建统治，而且直接危害了各级官吏的身家性命。他们越来越多的人已无路可退，认识到与其束手就戮，不如奋起反抗，或许还有生路。蔡兴宗对沈庆之说：“当今怀谋思奋者，非要富贵，求功赏，各欲免死朝夕耳。”在这之前他还对袁顗说：“宫省内外，人不自保，会应有变。”都反映了这一心理状况。蔡兴宗之所以敢于到处煽动政变，无疑也是基于这一估计。这一类人便是“废昏立明”的社会基础。他们人数越多，成功的可能性便越大。前废帝之所以被政变推翻，就因为左右侍从、亲信，不少人都参加了政变行列，其中如主衣寿寂之在这之前得罪前废帝，随时有被处死的可能，因而也就最活跃，并在政变中亲手将他杀死。其他荒主垮台类似材料更突出。如南齐郁林王时，深受信任的卫尉萧谌、原东宫直閤萧坦之，“见帝狂纵日甚，无复悛改，恐祸及己，乃更回意附鸾(即后齐明帝萧鸾)，劝其废立”[18]，即其一证。当然，积极进行废昏立明活动的，也并非全都出于自救，也有从维护封建王朝利益出发的，蔡兴宗就是一个。当时他是吏部尚书，地位不算很高。他曾估计前废帝虽昏暴，自己危险不大。然而他却为了刘宋王朝安危，一而再、再而三煽动政变。正如《南史》传论所评：“位在具臣，而情怀伊、霍，仁者有勇，验在斯乎!”如所周知，南朝高门由于“平流进取，坐至公卿”，故“殉国之感无因，保家之念宜切”[19]。在王朝更替、帝位篡代之际，“酿成雍容观变之习”[20]。而蔡兴宗能置身家性命于不顾，冒可以不冒的危险，这在东晋后期高级士族衰落之后[21]，确是佼佼者，南朝实在找不出几个。但是必须指出，这毕竟是个别的、极少数的，前废帝等荒主之所以被推翻，靠的不是这几个人的四出活动，制造舆论，而主要是越来越多的官吏出于个人身家性命受到暴政威胁，不得已而参加的自救活动。这正是统治阶级“废昏立明”能够成功的特点。
　　以上两个条件，只要昏暴君主怙恶不悛，一般说，地主阶级迟早会把二者结合在一起，达到“废昏立明”之目的，使政治上层建筑重新适合经济基础。这是通过《蔡兴宗传》和有关事实看到的另一规律。
　　第三，前废帝的被推翻，采用了宫廷政变形式。这种形式在昏暴君主的胡作非为尚未达到使自己完全孤立的条件下，可能是较容易取得胜利的形式。《资治通鉴》卷一三四：宋后废帝昏暴，领军将军萧道成遭忌，有人劝他逃离建康，去广陵。亲信纪僧真说：“主上虽无道，国家累世之基犹为安固，公……纵得广陵城，天子居深宫，施号令，目公为逆，何以避之？”萧顺之等又建议：“帝好单行道路(指喜好少数几个人出游)，于此立计(指狙杀)，易以成功；外州起兵，鲜有克捷，徒先人受祸耳。”这些话表明：首先，昏暴君主在一个时期内仍有不少人盲目支持，所谓“累世之基犹为安固”，实即此意。其次，在此条件下地方起兵，采公开反抗形式，被安居京师的天子目为叛逆后，是很难取胜的。上举宋前废帝时徐州刺史刘昶起兵，因部下多不支持而失败，便是一证。再次，要想成功，便应乘荒主愚昧、麻痹之机实行狙杀、宫廷政变。这一意思蔡兴宗对沈庆之也说过：“车驾屡幸贵第，醉酣弥留，又闻屏左右独入閤内，此万世一时，机不可失。”总的看来，在南朝推翻荒主，这种形式用的较多。但由于皇帝与群臣、中央与地方力量对比，各个时期并不完全相同，也还存在其他形式：
　　1．如果大臣掌握大权，就可以主动废黜昏暴君主。如刘裕死，宋少帝即位，昏暴无道。当时尚未把实权全部交出的顾命大臣、录尚书事徐羡之等，一看大事不妙，“社稷将坠”，便公开率兵入宫，将他废黜，改立能代表整个阶级利益的刘义隆为帝。这样便为“元嘉之治”创造了基本条件。在封建王朝史上，采用这种形式突出的还有汉代霍光废昌邑王的先例。
　　2．如果君主昏暴，而在京师一时又没有条件发动宫廷政变，地主阶级便可通过地方上起兵，打到京师，将他推翻。这种形式在宋前废帝时已露端倪。除上述刘昶起兵外，《蔡兴宗传》还记载，他由内官改除南郡太守，行荆州事，不愿去。他的外甥袁顗也由内官改除雍州刺史，行前劝蔡兴宗别拒绝这次外任，说自己据雍州(时治襄阳)，“地胜兵强”，离荆州近，互相配合，“若朝廷有事，可共立桓、文之功”。桓、文指齐桓、晋文。所谓桓、文之功本指安定东周王室，这里实指从地方起兵，“废昏立明”，安定宋室。此事虽因蔡兴宗没被说动，未去荆州，特别不久刘彧等宫廷政变成功，而没有成为事实，但却说明地方起兵也是人们推翻荒主所考虑的一种形式。尽管如前所述，在一定条件下这种形式“鲜有克捷”，但只要昏暴君主怙恶不悛，地方起兵便可从失败中吸取教训，由弱变强，最后夺取胜利。这可用齐东昏侯时的事例加以说明[22]。当时京师始安王萧遥光举行政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