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的角度观照六朝江东世族——王永平著《六朝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研究》评介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1
在中国悠久绵长的历史中,魏晋南北朝应该是最具贵族气质的时代了。在这个时代,把持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权力的是世家大族,拥有连片大地产的是世家大族,撑起这一时代文化大厦的也是世家大族。这是一个世家大族起决定性历史作用的时代,是世族政治、经济与文化相结合的时代。理解这样的时代,基本前提之一就是分析世族的特点,明瞭世族的地位,揭示世族的影响,梳理世族盛衰演变的过程。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积累与演变过程中,魏晋南北朝又是独具特色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相对于两汉,传统文化的内部发生了显著的新变,如伴随着政治斗争的残酷、社会局势的动荡、人性的觉醒,玄学清谈成为时尚,佛、道广泛传播,文学地位上扬;如以垂训鉴戒为基本特征的史学受到普遍的重视,而内容庞杂、往往未易驾驭的诸子地位下降。又有值得注意者,魏晋南北朝的经学虽不再有两汉的盛况与“独尊”地位,儒家的政治观念、道德说教、人生理想,依然是维系国家政教传统的核心准则,也是当时世族仍在传承的内在命脉。
然则最具贵族气质的社会,独具特色的文化,使得魏晋南北朝这样的乱世,充满了别样的魅力,长久地吸引着研究者的目光;尤其是魏晋南北朝世族与文化的研究,更是近百年来海内外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领域。而在这一领域中,奠定基本框架、影响方法走向的大师级人物首推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二“礼仪”中,陈先生指出:“盖自汉代学校制度废弛,博士传授之风气止息以后,学术中心移于家族,而家族复限于地域,故魏、晋、南北朝之学术、宗教皆与家族、地域两点不可分离”;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政治革命与党派分野”中,陈先生进一步揭示:魏晋南北朝之士族,“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夫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故士族家世相传之学业乃与当时之政治社会有极重要之影响。”按陈先生在此点透:其一,治魏晋南北朝文化必须由家族入手;其二,家族与地域不可分离,家族都基础于特定的地域之上;其三,家族文化的核心内容在于优美之门风(家风)与因袭之学业(家学);其四,家族的家风与家学关系着、影响着当时的政治社会。
建立在上述通识之上,再来看王永平教授新近出版的博士学位论文《六朝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1月版。以下简称“王著”),其学术意义便可以大体明瞭了。
王著30余万言,列有八章。首章“汉魏六朝时期江东世族的形成及其社会地位的变迁”,末章“综论——从文化的角度观照中古江东世族”;这是以宏观把握和义理阐述为主的两章。在这两章中,王著认为:江东本土豪强于秦汉之际登上历史舞台,汉武帝时期出现了几位有影响的文士代表。随着北人南迁,东汉时期形成了一些世代相传的江东大族势力。孙吴立国江东,江东世族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便利,其势力达于全盛。西晋灭吴,江东大族沦为“亡国之余”,仕途不畅,然仍心存复国之念。及两晋之际,晋室仓皇南渡,出于文化与种族的忧虑,江东大族毅然抛弃成见,接引北人,从而共创东南偏安之局。东晋南朝时期,江东大族在社会政治诸方面受到侨姓世族的抑制,居于从属地位;在思想文化领域,他们虽力图保持经、史传统,但也不得不效仿侨人之玄学风尚。又江东世族较长时间的历史演变、相对完整的发展过程及其各具特色的家教、家风、家学,可以作为解析中古世族文化的典型。王著的中间六章是全书的骨干所在,分别是“忠义世家:吴郡陆氏之家风与家学”、“厚德载物:吴郡顾氏之家风与家学”、“文采风流:吴郡张氏之家风与家学”、“从尚武到崇文:吴兴沈氏家风与家学的嬗变”、“江表儒宗:会稽郡虞氏、贺氏之家风与家学”、“谙练故实:会稽郡孔氏之家风与家学”;王著考述了这七大世族生成、演进的“实情与真相”,家风家学的面貌与变迁。以家风家学言,陆氏崇尚“忠义”,重视事功,恪守儒家道德规范,特重经术,族中名士多好文学,两晋以后并注意习玄、信佛,从而与主流文化相通,保持了文化世族的优势;又顾氏以“厚道”著称,尤重礼法,学术文化上以经术为本,族中教育以儒学启蒙,而为交通北人,自东晋初,顾氏显宗始习玄风;又张氏重性灵,尚文采,讲仪容,其人物多具名士气息,东晋南朝时期更是玄化颇深,又崇信佛学,用心文学艺术,其地位因之迅速上升;又沈氏汉晋之间为“武力强宗”,整体文化水准不高,刘宋以降以迄齐、梁,则完成了向崇文的转变,儒者相继,沈氏又世代信奉天师道,这颇有力于其家族的内在凝聚;又虞、贺二氏皆有深厚的经学传统,为政上崇尚忠义,而南朝以降,虞氏渐重文学艺术,顺应了当时的主流文化习尚,提升了家族地位;又孔氏从政忠直有干能,尤精擅法律典制,倡导“会同佛道”,坚持天师道信仰,迄为江东大族文化保守思潮的重镇。按王著这样的结构安排,不仅相对完整、均匀对称,而且总论与分论彼此照应,宏观与微观、抽象与具象相得益彰,此可谓深符著述体要。
如上所述,魏晋南北朝之世族与文化一直以来是倍受关注的学术热点;然而王著仍作出了超迈既往的学术贡献,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就研究旨趣言,相关的既往研究重视东晋南朝侨姓世族,王著则致力于探讨江东土著世族;既往的研究尤其是建国后大陆学者的研究多从政治、经济角度入手,王著则在把握世族政治特权、经济地位的基础之上,求真复原地描述世族的文化面貌,既深且博地剖析各别世族之文化特征所在——家风与家学;又既往的研究,无论是总体论述还是个案考察,“地域”都非其中的关键因素,王著则十分关注不同地域及其各自的文化传统。正是特定的江东地域、独具特色的土著世族以及文化角度的观照,使得王著于传统课题上作出了不凡的新意,这也是非长期涵泳于此者难以做到的。
其次,就研究结论言,既往有关六朝江东世族文化面貌与文化特征的认识,存在诸多的模糊、笼统之处。王著明确指出:家风家学不仅是世族文化的主要表征,而且发挥着维系家族传衍的功用。具体到六朝江东世族,其家风的基调是崇尚儒家,以此治家,以此治国;其家学的主要特点是以儒家礼学为核心,致力文学与艺术,兼容玄学与佛学。又其间既有着对传统的固守,也有因时随世的变异调适,但比之侨人,江东世族就其整体而言,文化心态显得较为保守。按这样的结论,是深入分析吴郡陆氏、顾氏、张氏,吴兴沈氏,会稽虞氏、贺氏、孔氏等六朝江东世族得出的,论从史出,证据充分,说服力强;这样的结论,无疑有助于澄清有关的纷岐看法,并丰富学人对中古世族文化乃至中古时代文化状况的总体认识。
第三,就研究方法与视野言,王著将个案、群体、比较、推扩四个层次的研究有机地结合了起来。通过个案研究,以展示各家族在六朝时期演进的轨迹及其文化面貌,解决诸多具体的学术问题,其中有的家族(如会稽贺氏、孔氏)以往少有论者,有的家族以往虽有论及,王著所论更为明晰、细致。又通过群体研究,王著指出:江东本土世族群体不仅是一个地理上的群体概念,而且具有文化习俗的内在一致性;从其内部情况看,江东大族多发迹于汉代,兴盛于六朝,绵延至隋唐,具有相当的完整性;江东大族中既有早在汉代便“士族化”的文化世族,也有魏晋以降由武入文的“新出门户”,江东诸家族的文化既有共通之处,也各有其特点,表现出了相当的丰富性和多元性。再者通过比较研究,王著分别出江东各家族文化的“共相”与“殊相”,找出各别家族之家风家学的特质,并进而注意到江东家族与侨姓世族的比较,由此观察南、北世族间的文化差异及其交流状况。更加难能可贵的是,王著还推而扩之,将家风家学与各族之社会政治活动结合起来考察,认为正是由于家族文化的差别,导致了在同样的门阀制度的保护下,各别世族的盛衰遭遇与命运有着明显的差异,并对诸多的相关问题作出了圆融通达的解释。
要之,王著内容丰富,其研究旨趣、结论、方法与视野,都颇多值得称道之处,它将陈寅恪、钱穆、王伊同等先生有关中古世族家风家学的宏论,落实到了具体的时空范围内与家族对象上,并进而得到了有力的证实。笔者觉得,王著之承继前贤、示范后学的作用正在于此。
当然,由笔者历史地理的专业感情出发,王著也有可以进一步完善的地方。王著以具体而见一般选择的七个个案是吴郡三族、吴兴一族、会稽三族,尽管这是传统所谓江东的核心地域与代表世族,但未必能够全面反映江东之地域文化和家族面貌,诸如丹阳陶氏、义兴周氏、吴兴姚氏,乃至记载相对简略、人物较为稀少的丹阳甘氏、吴兴丘氏、会稽谢氏与魏氏等等,其盛衰荣枯,其家风家学,仍有可考可论、可圈可点之处,王著略而不及,未免可惜!笔者期待着王永平教授今后贡献出更多的相关研究成果,毕竟江东世族的全面、系统、多角度、各地域的综合研究,本是六朝史以及江南地方史研究的重点与特色所在。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积累与演变过程中,魏晋南北朝又是独具特色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相对于两汉,传统文化的内部发生了显著的新变,如伴随着政治斗争的残酷、社会局势的动荡、人性的觉醒,玄学清谈成为时尚,佛、道广泛传播,文学地位上扬;如以垂训鉴戒为基本特征的史学受到普遍的重视,而内容庞杂、往往未易驾驭的诸子地位下降。又有值得注意者,魏晋南北朝的经学虽不再有两汉的盛况与“独尊”地位,儒家的政治观念、道德说教、人生理想,依然是维系国家政教传统的核心准则,也是当时世族仍在传承的内在命脉。
然则最具贵族气质的社会,独具特色的文化,使得魏晋南北朝这样的乱世,充满了别样的魅力,长久地吸引着研究者的目光;尤其是魏晋南北朝世族与文化的研究,更是近百年来海内外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领域。而在这一领域中,奠定基本框架、影响方法走向的大师级人物首推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二“礼仪”中,陈先生指出:“盖自汉代学校制度废弛,博士传授之风气止息以后,学术中心移于家族,而家族复限于地域,故魏、晋、南北朝之学术、宗教皆与家族、地域两点不可分离”;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政治革命与党派分野”中,陈先生进一步揭示:魏晋南北朝之士族,“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夫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故士族家世相传之学业乃与当时之政治社会有极重要之影响。”按陈先生在此点透:其一,治魏晋南北朝文化必须由家族入手;其二,家族与地域不可分离,家族都基础于特定的地域之上;其三,家族文化的核心内容在于优美之门风(家风)与因袭之学业(家学);其四,家族的家风与家学关系着、影响着当时的政治社会。
建立在上述通识之上,再来看王永平教授新近出版的博士学位论文《六朝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1月版。以下简称“王著”),其学术意义便可以大体明瞭了。
王著30余万言,列有八章。首章“汉魏六朝时期江东世族的形成及其社会地位的变迁”,末章“综论——从文化的角度观照中古江东世族”;这是以宏观把握和义理阐述为主的两章。在这两章中,王著认为:江东本土豪强于秦汉之际登上历史舞台,汉武帝时期出现了几位有影响的文士代表。随着北人南迁,东汉时期形成了一些世代相传的江东大族势力。孙吴立国江东,江东世族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便利,其势力达于全盛。西晋灭吴,江东大族沦为“亡国之余”,仕途不畅,然仍心存复国之念。及两晋之际,晋室仓皇南渡,出于文化与种族的忧虑,江东大族毅然抛弃成见,接引北人,从而共创东南偏安之局。东晋南朝时期,江东大族在社会政治诸方面受到侨姓世族的抑制,居于从属地位;在思想文化领域,他们虽力图保持经、史传统,但也不得不效仿侨人之玄学风尚。又江东世族较长时间的历史演变、相对完整的发展过程及其各具特色的家教、家风、家学,可以作为解析中古世族文化的典型。王著的中间六章是全书的骨干所在,分别是“忠义世家:吴郡陆氏之家风与家学”、“厚德载物:吴郡顾氏之家风与家学”、“文采风流:吴郡张氏之家风与家学”、“从尚武到崇文:吴兴沈氏家风与家学的嬗变”、“江表儒宗:会稽郡虞氏、贺氏之家风与家学”、“谙练故实:会稽郡孔氏之家风与家学”;王著考述了这七大世族生成、演进的“实情与真相”,家风家学的面貌与变迁。以家风家学言,陆氏崇尚“忠义”,重视事功,恪守儒家道德规范,特重经术,族中名士多好文学,两晋以后并注意习玄、信佛,从而与主流文化相通,保持了文化世族的优势;又顾氏以“厚道”著称,尤重礼法,学术文化上以经术为本,族中教育以儒学启蒙,而为交通北人,自东晋初,顾氏显宗始习玄风;又张氏重性灵,尚文采,讲仪容,其人物多具名士气息,东晋南朝时期更是玄化颇深,又崇信佛学,用心文学艺术,其地位因之迅速上升;又沈氏汉晋之间为“武力强宗”,整体文化水准不高,刘宋以降以迄齐、梁,则完成了向崇文的转变,儒者相继,沈氏又世代信奉天师道,这颇有力于其家族的内在凝聚;又虞、贺二氏皆有深厚的经学传统,为政上崇尚忠义,而南朝以降,虞氏渐重文学艺术,顺应了当时的主流文化习尚,提升了家族地位;又孔氏从政忠直有干能,尤精擅法律典制,倡导“会同佛道”,坚持天师道信仰,迄为江东大族文化保守思潮的重镇。按王著这样的结构安排,不仅相对完整、均匀对称,而且总论与分论彼此照应,宏观与微观、抽象与具象相得益彰,此可谓深符著述体要。
如上所述,魏晋南北朝之世族与文化一直以来是倍受关注的学术热点;然而王著仍作出了超迈既往的学术贡献,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就研究旨趣言,相关的既往研究重视东晋南朝侨姓世族,王著则致力于探讨江东土著世族;既往的研究尤其是建国后大陆学者的研究多从政治、经济角度入手,王著则在把握世族政治特权、经济地位的基础之上,求真复原地描述世族的文化面貌,既深且博地剖析各别世族之文化特征所在——家风与家学;又既往的研究,无论是总体论述还是个案考察,“地域”都非其中的关键因素,王著则十分关注不同地域及其各自的文化传统。正是特定的江东地域、独具特色的土著世族以及文化角度的观照,使得王著于传统课题上作出了不凡的新意,这也是非长期涵泳于此者难以做到的。
其次,就研究结论言,既往有关六朝江东世族文化面貌与文化特征的认识,存在诸多的模糊、笼统之处。王著明确指出:家风家学不仅是世族文化的主要表征,而且发挥着维系家族传衍的功用。具体到六朝江东世族,其家风的基调是崇尚儒家,以此治家,以此治国;其家学的主要特点是以儒家礼学为核心,致力文学与艺术,兼容玄学与佛学。又其间既有着对传统的固守,也有因时随世的变异调适,但比之侨人,江东世族就其整体而言,文化心态显得较为保守。按这样的结论,是深入分析吴郡陆氏、顾氏、张氏,吴兴沈氏,会稽虞氏、贺氏、孔氏等六朝江东世族得出的,论从史出,证据充分,说服力强;这样的结论,无疑有助于澄清有关的纷岐看法,并丰富学人对中古世族文化乃至中古时代文化状况的总体认识。
第三,就研究方法与视野言,王著将个案、群体、比较、推扩四个层次的研究有机地结合了起来。通过个案研究,以展示各家族在六朝时期演进的轨迹及其文化面貌,解决诸多具体的学术问题,其中有的家族(如会稽贺氏、孔氏)以往少有论者,有的家族以往虽有论及,王著所论更为明晰、细致。又通过群体研究,王著指出:江东本土世族群体不仅是一个地理上的群体概念,而且具有文化习俗的内在一致性;从其内部情况看,江东大族多发迹于汉代,兴盛于六朝,绵延至隋唐,具有相当的完整性;江东大族中既有早在汉代便“士族化”的文化世族,也有魏晋以降由武入文的“新出门户”,江东诸家族的文化既有共通之处,也各有其特点,表现出了相当的丰富性和多元性。再者通过比较研究,王著分别出江东各家族文化的“共相”与“殊相”,找出各别家族之家风家学的特质,并进而注意到江东家族与侨姓世族的比较,由此观察南、北世族间的文化差异及其交流状况。更加难能可贵的是,王著还推而扩之,将家风家学与各族之社会政治活动结合起来考察,认为正是由于家族文化的差别,导致了在同样的门阀制度的保护下,各别世族的盛衰遭遇与命运有着明显的差异,并对诸多的相关问题作出了圆融通达的解释。
要之,王著内容丰富,其研究旨趣、结论、方法与视野,都颇多值得称道之处,它将陈寅恪、钱穆、王伊同等先生有关中古世族家风家学的宏论,落实到了具体的时空范围内与家族对象上,并进而得到了有力的证实。笔者觉得,王著之承继前贤、示范后学的作用正在于此。
当然,由笔者历史地理的专业感情出发,王著也有可以进一步完善的地方。王著以具体而见一般选择的七个个案是吴郡三族、吴兴一族、会稽三族,尽管这是传统所谓江东的核心地域与代表世族,但未必能够全面反映江东之地域文化和家族面貌,诸如丹阳陶氏、义兴周氏、吴兴姚氏,乃至记载相对简略、人物较为稀少的丹阳甘氏、吴兴丘氏、会稽谢氏与魏氏等等,其盛衰荣枯,其家风家学,仍有可考可论、可圈可点之处,王著略而不及,未免可惜!笔者期待着王永平教授今后贡献出更多的相关研究成果,毕竟江东世族的全面、系统、多角度、各地域的综合研究,本是六朝史以及江南地方史研究的重点与特色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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