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时代以后，一方面日本民族精神在西方思想的冲击下，出现“受容中的演化”，另一方面，又没有走向“完全的西化”，而是迅速向传统回归。现代精神在“回归”中完成，这是日本现代精神发展史的一个耀眼亮点。对于日本（不只是日本）现代精神的“回归再造”现象究竟作如何评价？这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牵涉到有关文化更新、民族复兴、民主进步等诸多现代化理论乃至于东亚现代化经验性选择的重大话题。日本“传统回归”所带来的民族利益究竟有多少？所造成的国家危害究竟有多大？所形成的民众“感染”究竟有多深？离开世界普世价值的距离究竟有多远？利弊权衡竟为如何？这些“世纪的疑惑”或许为篇幅所限，无法一一解释，然而一旦事实得到梳理，或许就会自然冰释。这样，对日本新文教体系来龙去脉之回顾就成为必要。同时历史的光圈也聚焦于那些似曾遗忘的人物，如元田永孚、西村茂树、村上精一等。
一、《教育大旨》的出台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发生自由民权运动，广大市民阶层发出自由平等的呼声，并爆发一连串的示威与起义活动。与此同时思想界也出现对传统儒学思想的批判势头。例如，福泽谕吉一方面肯定儒教在历史上的作用，认为“尤其是近世以来儒学逐渐昌盛，排除了世俗神佛的荒谬之说，扫除了人们的迷信，其功绩的确很大”。但是他又认为，儒学包含有极大的不适合近代的负面因素，是政府专制的促成者和维护者。植木枝盛对儒学的批判也甚激烈，他向日本妇女们呼吁：“妇女们打倒儒学吧！粉碎它的‘四书五经’和‘小学’吧！它们是你们真正敌人。”
与上述观点不同，元田永孚看到了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国民教育政策的失败，造成社会风气只热衷“文明开化”，而忽略了道德的约束，以致“品德恶化，风俗紊乱”。因此，他主张起用儒学思想在新形势下对国民精神作重新统合。为此，1879年（明治12年）元田永孚在以“天皇旨意”的名义写的《教学大旨》中称：
“教学之要，明仁义忠孝，究知识才艺，以尽人道。是乃我祖训国典之大旨，上下一般之所教。然晚近以来专尚知识才艺而驰文明开化之末，以至破品行、伤风俗者不少。所以然者，维新始首，持破陋习、广求知识于世界之卑见，虽也一时取西洋之所长，奏日新之效，然其流弊在以仁义忠孝之后，徒法洋风是竞。深恐将来，终不知君臣父子之大义，亦未可测。是乃非我邦教学之意也。故自今以后，基于祖宗训典，专明仁义忠孝。道德之学，以孔子为主，人人尚诚实之品行。由此，各科之学，随其才器，益以长进；道德才艺，本末俱备；大中至诚之教学，布满天下，则我邦具独立之精神，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而宇内耻事可无。”
《大旨》分析了明治以来道德沦丧的原因，提出了“基于祖宗训典，专明仁义忠孝”的对策，态度是非常鲜明的。
上述思想其实是元田的一贯主张。明治4年9月，元田在向吉井宫内少辅提出的《为学之要》中，便透露出他的“儒学主义”的立场。他说：“至于西洋学科，尽大学格物之实效，其政体民法，器械之精微，以至天文地理诸物之理，皆开尧舜三代之未开。真为当代之格物，人人当学。然人伦性理之德，根植于我邦天赋，其功夫次第具在四书五经。不可求之西洋。” 同年5月任明治天皇侍读后，以《论语》等为教材进讲。明治九年在《<论语>为政首讲讲义》中说：“近世西洋文明，大概其法律政体皆善美之，然其于主本务德处，亦未至者多。”
元田永孚另有《小学条二件》，更直接地指出要将儒学贯彻到小学教育中去。主要内容如下：
（一）“仁义忠孝之心，人皆有之，然人于幼少之始，不随其脑髓自然感觉而予培养，其他事物由耳闻而入为主，则其后无可奈何。故当世小学校应准设绘图，将古今忠臣义士、孝子节妇画像揭出。低年生入校之始，即先以此画像示之，说谕行事概略，要在将忠孝大义列为第一，入其脑际，使其感觉。再使其知诸物名状。由此，必养成忠孝之性，习博物之学，而无本末颠倒之误。”
（二）“去秋巡览各县学校，亲验学生艺业。或其农商子弟，其说多空泛高尚之论。至其甚者，虽善洋语，译之为本邦则不能。此辈他日卒业归家，难就本业。又尚空论，则又为官无用。加之，自诩博闻，则侮谩长上，妨害县官者有之。是皆教学不得其道之疾，知弊害也。故应制定教则，于农商中设农商之科，不驰高尚，基于实地，他日学成，则归其本业。”
同上述可见，元田永孚主张将“仁义忠孝之心”作为日本教育的主旨，主张用生动易学的方法，以养成儿童“忠孝之性”。
明治维新之后，西方学说涌入日本，在青少年中影响很大。自由民主之说一时风行。元田永孚认为，是文明开化政策导致日本“风俗紊乱”。而伊藤博文对此不以为然。他写《教育议》，从两个方面否定元田永孚的见解：其一，造成国家“风俗紊乱”的原因，并不在于实行了文明开化政策，而在于维新后国门大开，日本人与外国人自由往来，对于外国良莠俱收；社会中旧武士被剥夺特权，心怀怨愤，兵乱不息。他强调不能一味责难文明开化，用西方的优秀思想教育国民才是纠正风俗、整顿民心的良策。其二，反对元田永孚将儒教定为“国教”。认为对此要取慎重态度，“必须等待贤哲之士”，不是政府可以随意“加以管制”的。
元田永孚与伊藤博文在教育宗旨问题上是否要贯彻儒学精神这一场争辩，最后以元田永孚的胜利告终。学术界一般认为这与以下二个原因有关：第一，“明治14年政变”的爆发。大久保死后，明治政府内部肥前的大隈和长州的伊藤日益对立。大隈倡导“国会即时开设论”，且又被传说在“国有物下放”问题上与民权派“通谋”。以伊藤为首的萨长藩阀迫使大隈离开政局，这便是所谓“明治14年政变”。政变之后，无形中明治政权中的“开明派”因内部消耗，开始走下坡路。第二，元田永孚身为天皇“侍读”，其尊祟儒学的言论毕竟是打着天皇“圣旨”的旗号，这也迫使伊藤博文在绝对权威面前保持缄默。
笔者认为，除以上两个原因之外，还有以下的原因。即明治时代自由民权运动的激化，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为了对这场运动施行思想控制，有利于明治时代社会秩序的建立，必须寻找某种理论支柱。结果势必又选中了儒学。当然也必须看到，日本的儒学经过石田梅岩、二宫尊德等人的改造，其中已经具备区别于中国儒学的合理主义经济伦理。它虽然在社会伦理上依然强调“君、臣、父、子”的社会秩序论，但其中的理性主义伦理，对明治后的现代化发展并未形成阻力效应，相反支持着日本国民的工商行为。因此，尽管伊藤一派出于“文明开化”的需要，也出于与元田永孚一派争夺文教权的需要，反对儒学的重新支配，但因儒学并未从根本上反对日本的产业政策，也使日本的市民政治家及思想家包括伊藤，没有把反儒的旗号彻底打下去。
日本儒学重新回到“国教”位置，当以1890年《教育敕语》的发布为标志。《敕语》云：
“朕惟念我皇祖宗肇国而宏达，树德而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世厥美，此乃我国体之精华。教育之渊源亦实存于此。尔臣民孝父母，友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恭俭持己，博爱及众，修学习业，以启智能，以成德器，进而广公益、开世务，重国宪，明国法，一旦缓急，必义勇奉公，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如是则不啻为朕忠良之臣民，也足以显彰祖先之遗风。斯道也，实我皇祖皇宗之遗训，子孙臣民俱应遵守之。用之古今而不谬，施之中外而不悖。朕尔臣民庶几共拳拳服膺，咸其德一。”
《敕语》首先正式规定以儒学为教育本旨，提出具体要求；进而强调提高国民素质的标准在于“启智能”、“成德器”。所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