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西村茂树与他的道德建设论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日本儒学至尊地位的回复，并不是日本传统儒学的简单“复辟”，而是通过“再编成”，即适应新时代的重新解释后推向前台的。在对儒学精神的“再编成”、“再解释”方面，西村茂树做了大量工作。下面我们从他的论著《日本道德论》及《东洋学会的前途》观察他的思想。
《日本道德论》主要反映以下几方面的思想。第一，主张“道德立国论”。他指出：如要确保日本对外的自立与对内的统一，“除使智、仁勇道德得以发扬，别无他法”。他又认为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无论政府及民间已失去一定的道德标准，即使一部分被称为学者的人们也存在着诽谤与愚弄道德的情况。其结果，徒使“民心”流于“轻躁浮薄”。他甚至对自由民权运动也表示极大的不满，说：“举国竞尚自由之说，而促成自由民权运动的爆发，正是民心不定的表现。” 正因如此，他主张立“儒教”为“国教”。其二，关于“世教”、“世外教”的理论。西村茂树希望有一种“药剂”来医治不安定的民心。他认为：“能救国之大病，使其恢复健全强壮之药”，只有“道德之教”。他诠释这种“道德”的涵义云：这种道德，即为以“道理”为主的“世教”与以“信仰”为主的“世外教”。前者属于“东洋的儒教”与“西洋的哲学”，后者属于“东洋”与“西洋的基督教”。他还称：“世外教”便于用来教化下层民众，“世教”则可用于指导上层人物，如官吏、教师的思想。他强调应从上层开始进行，然后施及下层民众，这就是“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的意思。第三，“儒教”为道德之基。西村认为，虽然说“世外教”与“世教”对国民教化都同等重要，但依然以“世教”最为重要。即“采两教（儒学、哲学）之精，弃其粗杂”，以成“日本道德之基础”。他又主张，“儒教”是“本邦哲学的根干”，因此要比西洋哲学更适合于日本。他认儒教以“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此五伦为主眼，由致知格物始，而至于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特别其“维护万世一系的天皇之位，正君臣之名分，美国民之风俗”，是其他宗教、哲学所无可比拟的。
以上，西村茂树主张“道德立国论”，提出用“世教”与“世外教”对国民的上层及下层分别施教，呼吁以“儒教”为“基本药剂”。
与此同时，西村又认为，虽然以“儒教”为治国之本是上策，但“儒教”还需进一步吸收“洋药”更新充实，方能适应时代。为此，他指出旧“儒教”有六项缺点：第一理论上欠严密；第二，倾向于保守，于开国进取不利；第三，有过度尊重尊者的毛病；第四，重男轻女；第五，厚古薄今；第六，非“以理为师”，而是“以人为师”，“以吏为师”。西村认为，只有学界人士齐心合力，克服以上缺点，且汲取西洋新知识，“儒教”才能体例一新，成为日本新“国教”的基干。
为了更新旧“儒教”， 西村茂树主张从西洋哲学中汲取营养，以改造滋补“儒教”。他说：“时至今代……进步甚著者如法国哲学家孔德倡实理哲学，其考究精密，学理微妙，达于无可比拟之境。” 由此看来，西村茂树希望通过孔德哲学的引入以改造“儒教”。与元田永孚相比较，西村茂树的“儒教”观要“开明”得多，他反对一成不变的继承，而明确表示要引进西学，改造儒学，创造出日本式的“混合儒教”。
西村茂树为了从理论上证明他的“混合儒教”论的合理性，曾提出独特的“东西洋学问比较史观”。这主要表现在他的题为《东洋学会的前途》的演讲中。
在演讲中西村茂树首先把学问分成三类。他说：
“从东洋、西洋的关系上加以观察，凡学科可分为三类。其一，通东西之学而能发挥其中真理者。其二,依西洋之学而能发挥东洋之事理者。其三，东洋自身之学问。”
他指出，政治、经济、道德、心理、理学等为第一类学科；化学、物理、地质、诗歌、音乐等为第三类学科。他认为，第一、第二类学科，西洋学要比东洋学精密机巧，对此要低首下心，认真学习。关于第三种学科，他主张在比较中认识东洋学的精华，舍去东洋学的糟粕，以求学问的进取。
他主张：“考究自国（或称东洋）历史、言语、文章、制度、风俗、衣食、生业（产业）、诗歌、音乐等，同时将他国（西洋）历史、语言、文章等与之对照比较，其优劣精粗则可明白确实之。”
他还对日本的学问发展史有所考察，进而主张对东洋学应加以继承弘扬。他指出：日本在封建时代，由幕府而至诸藩，开各学校以教育士人。其教育乃以读儒家书为主，以忠孝仁义为道而教之。且以中国经典立教，兼以读中国历史，学中国文章，于此求教育之完备。故当时日本士人，大体详中国之事，于本国事反倒知之不多。明治维新之后，政府废儒学而以西洋学代之。西洋学获一尊地位，儒学与日本“本国之学”又被冷落。针对上述情况，西村指出：历史上日本只取中国学而弃本国学，明治维新之后，又将儒学与日本本国学问合而弃之，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他主张改变日本一贯的教育方针，在努力学习外国学问的同时，注重研究本国学问。在明治时代，则应在注重研究西洋学问的同时，注重研究东洋学（含中国学与日本学）。
他论证学问精粗的标准：
“凡学术界必要者，第一为精密，第二为博大，第三为结构完全，第四为顺序整齐，第五为少劳多功。以此五条定学问之等级，则本邦之学问不及中国学问，中国之学问又不及西洋。是乃于古代，国民专务中国之学，而不务本国之学。时至今日，专务西洋之学，而不务东洋之学。”
这里，他从精密、博大、结构完备、顺序整齐、少劳多功这五个学术标准来观察，认为东洋学还有不及西洋学的地方，“等级”上略逊一筹。为此他提出“学术改良”的理论。他说：在日本实际上有两种学问家，一种是西洋学家，一种是东洋学家。东洋学家皆生于东洋，且通东洋之历史、法律、考证、道学（指“理学”与“心学”）及诸子百家之学，可谓“生于斯土、通于斯家”，因此比这生于东洋而务西洋研究的学者在学习条件上要占优势。但是，由于西洋学本身在“等级”上高于东洋学，因此东洋学者要使自己的学术水平胜过西洋学者，就必须从提高东洋学的“等级”入手。为此则必须从两方面努力：其一，研究学问不可专门依赖书本，而要重事实之探讨；其二，抛弃东洋学者固有的自尊自大陋习，对“东西之学”进行“精密的比较”、“公正的判断”，取长补短，以利进益。他相信，如果做到这两点，东洋学将雄风再振，东洋学者的地位也会日益提高。
综观西村茂树的《道德论》、《东洋学会的前途》，可见作者在对待儒学的态度上，首先是主张在儒学为根本，实行“道德立国”；同时又承认目前的东洋学在层次与“等级上不及西洋学”，因此，要求东洋学者努力进取，进行“学术改良”，援引西方哲学以入儒，以创造出所谓“混合儒教”。
三、被纳入新文教体系的佛教
日本明治维新之初，佛教曾受到贬抑与排斥。例如明治元年，颁布《神佛分离》的布告，废止“神佛混淆”，此后又出现“废佛毁释”的运动。例如松本藩在明治3年8月发出“废佛归神”的藩命。施行方法“甚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