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晚清政府与西方列强之间的纷争的很大程度上是由贸易触发的，关于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的贸易往来的研究也可以成为一个较好的旁证。虽然的清代，由于中国作为硬通货大量流通的白银与黄铜需要进口，所以世界贸易实际上已经对中国经济形成一定程度上的不可忽视的影响，然而对于朝廷来说，与外国的贸易往来的意义，仍然主要是政治的而不是经济的。由于对商业问题所知甚少，清政府官员确实正确而且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经济当时的外贸依存度是极低的，然而他们却往往又同时不切实际地臆测，与中国开展贸易对于周边国家及泰西各国则是生死攸关的。于是，官员们不免要将外贸视为对其它国家与民族的恩赐。林则徐1840年曾经这样对英国维多利亚女王说：“中国所行于外国者，无一非利人之物……况如茶叶大黄，外国所不可一日无也。中国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则夷人何以为生？……而外来之物，皆不过以供玩好。”4林则徐的这段话，最典型地体现出当时朝廷 对于国家民族之间的经济活动，尤其是中国与西方列强之间的经济活动的轻视，从未想到过这是一种互利平等的往来，因为在国家交往过程中，他们并不具有互惠互利的平等意识。
救亡、图强及边缘焦虑
在十九世纪中叶，中国所遇到的最令人感到难以接受的局面，也许还不是异族的经济与军事侵略，而是人们第一次发现曾经自视为世界中心的中华民族，居然被一些人们向来想当然地认作是来自蛮荒地带“红夷”们看作是诸多国家中并无突出之处的一个。中国失去的不仅是地域政治与文化上的优越性，而且更失去 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重要性。在西方人的眼里，中国只不过是世界政治版图的边缘地带而已，最多也只不过是西方需要与之打交道的许许多多个国家中的一个。这种局面是中国历史上从未遇到过的。如前所述，在中国传统的国际关系秩序中，无论中国作为征服者还是作为被征服者，中国始终都处于这种关系的焦点与中心，在民族主义者们看来，周边国家与周边民族的蛮夷，无不正在处心积虑地图谋对中华大地的占领，不是畏惧于我中央政权的威严不敢轻举妄动，就是秣马厉兵准备着入侵。
西方列强试图与清朝政府之间建立的贸易本位的平等互惠关系，对于中国人来说，这种既非主子又非敌手的边缘身份，却是一直夹杂着强烈的大国意识的传统文化所无法认同的，因而也是难以接受的。可惜在晚清的特定时代，中国不得不接受这些与自己的传统国家关系模式大相径庭的新型价值观念，接受以商业立国，商业契约观念早就已经深深渗透进他们人际交往准则之中的泰西式的价值观念。因而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只有当泰西列强与清朝的贸易往来程度达到一定程度，并且一种全新的商业契约关系被引进到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关系之中，并且被视为国际关系准则之出发点时，中国的政治界与文化界才受到了强烈触动。一直都有着政治文化中心意识的中国，不能接受突然被抛到了政治文化边缘地带这一现实。于是，从晚清开始，一种由文化意义上的“边缘焦虑”引发的意欲重回世界文化中心地带的不可遏止的冲动，就一直在强烈支配着国人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活动。
就晚清时期而言，这种“边缘焦虑”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朝野上下弥漫着某种极其不切实际的想象，认为只要通过或长或短的一段时间努力，中国就有可能可以重新回到世界中心，甚至重新获得世界霸主地位。在面对西方列强的当时，“它显示出极强的好胜性，唤起了一种确凿无疑的、迄今为止在西方还少有研究的领土完整传统的气质，可以把它称作刚健的儒教气质。”5 实际上这种特殊的气质与儒家传统究竟有多少关系是值得怀疑的，然而我们确实经常看到这种气质在不同时代的极其类似的表现形式。至少已经有了一百多年，从两次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战乱时代魏源、曾国藩、左宗棠为代表的一批人提出“以夷制夷”的学者与军事将领，到大量翻译西方尤其是英国哲学社会学著作以向国人传播“富强”之路的严复。我们都看到那种文化上的“边缘焦虑”的典型表现方式。从中我们能够看到那希望国家不但要尽快“富强”起来而且必须要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急迫心情，以及使中国重温大国之梦，重回世界中心这一曾经在既可以说缺乏想象力也可以说是太过具有想象力的传统文化中存在了两千年的幻想。
在遭遇西方列强之初，清政府就象宋代的政府官员一样，首先看到的是异族在军事上的强大。李鸿章认为“西洋各国兵饷足，器械精，专以富强取胜”，6而要改变中国备受列强欺凌的现状，就必须使中国也富强起来。于是，如何使中国“富强”，也就成了一个多世纪以来从事文化比较研究的人们的核心问题。人们从认识到西洋各国“船坚炮利”（让人联想到当年金、元、清的“人强马壮”）是由于具有比较先进的科学技术，因而试图引进西方科学，到认识到西方以及新兴的日本的富强显然不仅仅是军事技术上的问题，而涉及到整个科学的思维方法以及教育体制的变革，进而更认识到在西方的自然科学以及教育体制的背后，还深深包含着西方整个政治、法律的社会结构、伦理道德体系，甚至哲学、宗教与生活方式、人际关系以及价值观念等等，于是从大力提倡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直到提出“全盘西化”，不一而足。在这一场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为国家富强而献计献策的比赛中，“救亡”和“富强”是作为和重温大国之梦、重建以中国中心的世界秩序同义的终极目的，正是因为在许多人看来，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可以不必顾及手段的合理性与伦理道德内涵，只顾这一终极目的而不择手段地追求富强的心态，得到最充分的膨胀。也许重读在文化比较方面算是具有相当清醒的头脑的严复当年的一段话，可以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今吾国之最患者，非愚乎？非贫乎？非弱乎？则径而言之，则事之可以愈此愚，疗
此贫，起此弱者皆可为。而三者之中，尤以愈愚为最急。何则？所以使吾日由贫弱之道
而不自知者，徒以愚耳。继自今，凡可以愈愚者，将竭力尽气皲手茧足以求之，惟求之
为得，不暇问其中若西也，不必计较其新若故也，有一道于此，致吾于愚矣，且由愚而
得贫弱，虽出父祖之亲，君师之严，犹将弃之，等而下焉者无论已；有一道于此，足以
愈愚矣，且由是疗贫起弱焉，虽出于夷狄禽兽，犹将师之，等而上焉者无论已。7
可见即使是在严复这样最清醒的头脑中，在他竭力提倡应该向西方学习时，导致他提出这一口号最根本的原因恐怕也不是因为他的内心深处真诚认为西方文化真的比中国文化好，在他看来，这种学习只不过出于急于愈愚、疗贫、起弱这一目的而用的手段，而决不是因为西方科学技术以及制度典章在文化意义上的优越性和这种文化输入在哲学与科学上的合理性。这里并没有道德的和伦理的理由，它似乎受着某种超道德超伦理的终极追求的支配，所以严复说：“虽出于夷狄禽兽，犹将师之”，所以严复之后几十年还有人说“其实西化就是现代化，因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