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今天的角度上看，我们仍然不可以说这种对于“富强”的盲目与非理性的追求已经成为过去。实际上由于近几十年来中国与西方各国在经济与军事上的差距再次扩大，更由于与周边国家在经济上差距急剧扩大，由于对外交流的扩大，整个社会中出现了更为强烈的“边缘焦虑”情绪，我们非但极其过分地夸大了在体育与艺术等领域获得世界冠军的政治意义，极其过分地夸大了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崇拜程度，将民族文化对当代西方人一点一滴的影响都视为中国文化将要征服世界的可靠证据，而且更一方面陶醉在东西方学者关于二十一世纪将是东亚的世纪，或者干脆就是中国的世纪这种耸人听闻的预言中，另一方面则受着所谓“开除球籍”这种同样耸人听闻的威胁，于是急切要“与世界接轨”就成为新的历史背景下欲重回世界中心的冲动的表现方式。
从今天的角度看，“新儒家”在大陆影响突然增强也是一个极能说明问题的好例子，。与前人倡导学习日本同样，当代也有不少学者因“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受到刺激，以“亚洲四小龙”都属于儒教传统文化为由，提倡以现代观念或者说现代意识重新整合儒家传统，呼吁重新认识儒家传统的价值。在某种意义上说，在这一呼声的背后，依然有个若隐若现的幽灵，那就是从晚清时期来一直在文化与思想界占据统治地位的价值观念，它以是否能够导致国家与民族的富强作为衡量一种文化的价值的唯一标准。区别无非在于，以前人们用这个标准来肯定西洋文化模式的价值，后来人们用这个标准来肯定日本近代文化模式的价值，现在，人们则转而试图这同一个标准来肯定儒家传统文化的价值。然而，文化问题与国家富强问题之间显然存在着非常重要的区别。
国家主义与文化比较的误区
在这近一个半世纪的文化讨论中，我们曾经听到过许许多多或者极端或者折衷的中西文化观，然而不管那些观点有多少表面上的不同，在其背后，都或多或少地包含了某种奇怪的思维模式，即不动声色地、悄悄地、似乎是顺理成章自然而然地以能否导致国家的富强取代了文化自身应有客观的价值标准。在这里，“国家”作为一个政治上的实体，首先等到了无保留的认可，作为 这个政治实体的代表人与象征物的当局政府，也同时获得了它生存的合法性，因而这些文化比较论者或多或少都存在着某种“国家主义”的思想特殊性征。
我们可以从一种比较富于理性的见解中看到这一特征：
我们既非丧心病狂，何以非主张从根上西化不可？为回答这个问题，我不敢随从陈序经先
生对西洋文化作无保留的称赞。东西文化到底那个真好，这是内在的价值问题，而不是可以用
功用名词（Functional terms）来做满意回答的。但只用功用名词却可以回答我们的为什么须从
根本上西化的问题，而无须昌险牵涉到文化内在价值问题。然则为什么我们主张要从根上西化？
因为我们四万万如想继续在这世上生存，便非西化不可，而欲求西化则只从根上西化才足以生
效！……我与主张保存国粹以图立国的人正正相反，我深信从根上西化才是我们民族的出路。
这已是一条很有力的理由，如果西洋文化在价值上也是优越的，那自然更好。9
我们之所以说张佛泉的上述见解比较富于理性，就是因为在理论界对西化与传统的争论过程中，很少有人能象他这样明确地认识到必须回避中西文化何优何劣这个简直无法回答的问题，而将文化价值问题放诸一边，直接提出西化的功用目的，指出在当时，主张西化的人与主张保国粹的人具有一个最根本的共性，也即为了寻求“我们民族的出路”，用当时人的说法就是为了“保国”“保教”。他的见解让我们直捷接触到了问题的核心——四万万人的生存问题。他这里所说“四万万人”，决不是四万万个作为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类个体；它所指称的当然就是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中国”。因而无论是曾国藩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运动、孙中心的改良运动、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还是共产党长达七十多年的革命运动，都可以被称之为“爱国主义”，因为从这些运动所提出的口号而言，从出发点而言，都是为了同一个目的——拯救处于即将亡国的危机状态中的“中国”并且使它走向繁荣富强。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之间唯一的区别就是通过什么道路来使国家得到拯救，以及由谁来领导这场拯救古老中国并使之重新富强的斗争。在这个意义上说，除了清末提倡“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部分革命党人之外，所有的“救亡图强”论者都不是民族主义者而是“国家主义”者，而且包括那些提倡“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党人，他们也并没有真正想到过要动摇“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完整性和合法性。
“国家主义者”在中西文化问题上的立场，从根本上说必定会偏离不同民族的文化价值问题。因为“国家主义者”实际上并不从文化角度上来讨论中西比较问题，甚至也不从民族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而只从国家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他们只承认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国家的利益为最高利益，并且自然而然地将其视野中心置于国与国之间的争端之中。
我们最好还是看看下面打出国家主义旗帜的常燕生怎样说：
我拥护“中国本位的”的文化建设，而反对“中国文化本位”的文化建设。我所谓“中国本位”就是指一切文化建设都必须以中国这个国家有机体的利益为前提，有利于中国的文化，无论是国粹和欧化都应该保存接受，有害于中国本身的生存发展的，无论是国粹和欧化都应该打倒拒绝。譬如缠足和穿高跟鞋，都是有害于中国的，就都应该禁止，讲到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不见得都有利于中国的存在的发展，儒家的家族主义思想，道家的个人主义思想，佛家的出世思想，对于现代中国都是害极大而利极小的，都应该把它打倒，没有保存的必要。打倒这些也不不爱国，蘧伯玉五十而知四十九之非，我们爱国的人，都希望中国变成了蘧伯坟，活到了二十世纪应该知道十九世纪以前的旧中国的错处，不要怙过饰非，这才是真正爱国的人。所以我反对“中国文化本位”，因为中国固有文化不见得都有保存的价值，我们必须仔细检讨一切，才能说哪些应该保存，哪些应该打倒。10
正如常燕生所说的那样，“中国”与“中国文化”并不是一回事，实际上“中国”与“中华民族”也并不是一回事，国家主义的感情指向既不是中国文化也不是中华民族，而是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中国”，而当人们探讨文化问题时却很容易混淆了这两者，而不由自主地陷入国家主义的泥淖中不能自拔。
国家主义者在思想上的主要特征，就是完全否定除了国家利益之外还有其它应该同时考虑的利益，并且以国家利益代言人自居，尽管在中国近代社会中，多数国家主义者都并没有真正获得过这种国家利益代言人的身份。因此，他们都只能说是“自以为是”的国家利益代言人。然而，许多场合，这些自以为是在国家利益代言人比起真正处于代表国家利益的行政位置上的人，具有更多的敬业精神，而且他们的思想论表述方式中，也具有更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当常燕生说凡是“有利于中国的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