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纬甫、魏连殳的故事则代表作者更冷静的怀疑。

早已为生计压迫而放弃“梦”想的吕纬甫，回乡来所做的又无非是与当年的“梦”背道而驰的事情。他清楚自己的改变，所以对“我”说，“是的，我也还记得我们同到城隍庙里去拔掉神像的胡子的时候，连日议论些改革中国的方法以至于打起来的时候。但我现在就是这样子，敷敷衍衍，模模胡胡。”（《在酒楼上》）然而在对吕纬甫转变的叙述中，我们却难以听到批判的声音。尽管吕纬甫自己都觉得“迁葬”等事的可笑，但做这些事情却并非如他所说的只是“敷衍”，而有他自己真诚的情感与动机。那个一边叙说一边自责的吕纬甫也许远不如那个一边叙说一边“眼圈微红了”的吕纬甫更为真实。平常生活有它自己的逻辑，这种逻辑在批判面前筑起一道“人情”之墙。而年纪渐长的主人公有对于“人情”更深的感受，这种“人情”的真实将超越少年之“梦”简单而绝对的否定。《孤独者》也揭示了“梦”的反人情本质。做“梦”的吕纬甫将自己与众人隔绝，而本心却渴望与人的交流，于是他自欺欺人地制造了“孩子总是好的”这样的神话，对“坏”的“大人”不屑一顾的魏连殳，见了那几个在“我”看来“手脸和衣服都很脏，而且丑得可以”的孩子时，“眼里却即刻发出欢喜的光来了”，然而这空幻的希望也终于破灭，只不过使他亲手造的“独头茧”越来越厚地缠裹了自己。平常生活的要求使鲁迅对“梦”的态度陷入了某种困境，一方面，他从不放弃“梦”的立场（所以他永远摆脱不了绝望）；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正视“人情”之类的制约力量。鲁迅常常说“凡富于感激的人，即容易受别人的牵连，不能超然独往”，“感激，……但我总觉得这是束缚人的”（6）之类的话，《过客》（《野草》）里的“过客”连小女孩一块破布的施予都不愿接受，然而一边要求“超然独往”的鲁迅，一边却不得不承认，“倘使我那八十岁的母亲，问我天国是否真有，我大约是会毫不踌躇，答道真有的罢。”（7）在这一问题上，鲁迅的写作与其说是给出一种结论，不如说只是一种理性的怀疑与拷问。

可以说，鲁迅小说刻画了从“梦”到“醒”的绝望之路，揭示了“梦”失败的必然性，这在某种意义上可被看成是对“梦”的否定。然而，鲁迅创作小说的初衷正出于一种对“梦”的深刻认同，它正好与对“梦”的否定构成矛盾，这决定了鲁迅小说中必然出现的另一种声音。


二   醒时织梦

现实中“梦”的失败及作者的感受与思考，于鲁迅小说中得到现实主义的反映。但另一方面，正如他在《呐喊·自序》中说的，对于过去的“梦”，“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从中又体现出作者内心深处的认同。于是，被现实否定了的“梦”，在小说的精神或价值层面却发出肯定的声音，并对“醒”构成巨大的挑战。

现实努力遭受挫折的“梦”者往往转以寄托的方式构筑其“梦”想。如《故乡》中“我”寄希望于未来，希望水生、宏儿“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但尤为典型的寄托却是投向过去，主人公在记忆中以被“梦”美化的故乡抗拒“醒”的袭来。月光下的小英雄、好看的社戏、未经污染的友谊……在游子的心目中，“故乡”总是对应美好的存在而带有“梦”的光彩。而作为“梦”的“故乡”与现实的故乡有着不可避免的差距，这使鲁迅小说中的“回乡”历程不可避免地成为失望乃至绝望之旅。《故乡》中的“我”回到“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却惊讶地发现，“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我的故乡好得多了。”于是，“在‘回乡’小说中，叙?述者寻求精神寄托的过程转化为无家可归的惶惑”（8），这在《在酒楼上》表达为“觉得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又只能算一个客子”的感受，其原因正在于“我”所寻求的其实是并不存在于现实的精神上的“故乡”。因此，也只有“《社戏》以心理上的‘回乡’对抗现实的感受，没有构成心理‘回乡’与现实‘回乡’的相互对立”（9），而《祝福》中的“我”回乡后则立刻萌生了“走”的决心，这并不是因为别处更好，而是由于无法承受现实故乡带来的失望。鲁迅的“回乡”小说，现实的回乡历程等同于“故乡”之“梦”的破灭历程，然而另一面，正是因为有“梦”之“故乡”，才导致主人公对现实故乡的失望，“梦”提供了对现实的批判力量。

无法忘却的“梦”令昔日的“梦”者永远不能接受“醒”，也永远不能认同使他“醒”的现实。“梦”的声音依然会从各处回荡过来，顽强地抗拒“醒”，进行对“醒”的否定。因此，即使“醒”来之后，“梦”者仍无法成为普通人。《头发的故事》里的N先生，《端午节》里的方玄绰，以牢骚宣泄对现实的不满。N先生对已经剪发而遭迫害的女学生发表意见道，“仍然留起，嫁给人家做媳妇去：忘却了一切还是幸福，倘使伊记着些平等自由的话，便要苦痛一生世！”因为，“改革么，武器在那里？工读么，工厂在那里？”然而反讽式的偏激透露出的却正是N先生对“平等自由”的执着。放弃了原先追求的吕纬甫（《在酒楼上》）和魏连殳（《孤独者》）则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吕纬甫是始终对后来违背少年之“梦”的道路感到“不安”的，“我有时自己也想到，倘若先前的朋友看到我，怕会不认我做朋友了。”他的话包含着对自我的否定，“敷敷衍衍”、“模模胡胡”以及一共出现六次“无聊”，仿佛要把所做事情的价值全部抹杀。他自我评价说，许多年来，“无非做了些无聊的事情，等于什么也没有做”，像被吓去又飞回来停在原地点的苍蝇，“不过绕了一点小圈子”。而这些否定正来自“梦”的立场，那个先前的吕纬甫虽然在现实中消失了，却依然能够从价值上对如今的吕纬甫进行不停的批评。魏连殳也有相似的情况，尚在做“梦”时，虽然“几乎求乞了”，却觉得“还有所为”；而后来为了不“灭亡”而当上军阀的幕僚时，却“自己也觉得不配活下去”了。被迫“醒”来的魏连殳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我失败了。先前我以为是失败者，现在知道那并不，现在才真是失败者了。”更加强烈的“失败”感表明魏连殳对“梦”最高价值的确认，这也使他彻底地否定“醒”，并自暴自弃地摧残“醒”后的肉体从而促成它的死亡。“醒”并不能使“梦”者做回普通人，“醒”与“梦”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它们互相对立又同时超越常态的生存。

“梦”做不下去了，然而“梦”的存在使得“醒”也并非出路。“以后？--我不知道。……我现在什么也不知道，连明天怎样也不知道，连后一分……”吕纬甫临别对“我”的话里充满了绝望。魏连殳甚至不再认为自己有做人的资格，“你将以我为什么东西呢，你自己定就是，我都可以的。”他在信中写道，而后来的自暴自弃以至死亡正是那信的注脚。他们其实经受了双重的绝望：既为“梦”，也为因“梦”无法忘却而对“梦”的绝望无法解脱--也即为“醒”而绝望。因为绝望而消沉而嘲讽，鲁迅塑造的一系列人物身上有他自己的影子，如N先生、方玄绰，虽不能与作者等而视之，但鲁迅读佛经抄古碑取笔名“唐俟”（意为“待死堂”），以牢骚与无为抗拒痛苦的方式却是一致的。

三 边缘上的游走

现实（“醒”）是对“梦”的否定，同时又受到“梦”的颠覆，“梦”与“醒”在交战中发出各自的声音。这两种声音谁也不是最终的胜利者，现实的逻辑和理想的激情力量一样强大，无休止的杀伐声带来的只是双重的绝望。于是，远及老子的“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近有王国维的“可爱”与“可信”之辩，一种历史悠久的矛盾在鲁迅那里找到了新的形式。在鲁迅小说中，“梦”与“醒”的冲突体现为诗学上的“复调”特征。

“复调”是苏联文艺理论家巴赫金在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时提出的一种诗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