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梦”与“醒”的罅隙间——一种精神向度上的鲁迅小说(4)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1
解决的矛盾。但接下去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在作品中保留这一矛盾的时候也并非没有作出超越的努力。
四 彷徨中的冷静
鲁迅小说中，具有复调特征的几篇作品最集中反映了鲁迅对“梦”与“醒”的思考。而且，除了复调特征，在比较《故乡》、《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这几个文本时，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些别的共同之处。
这四篇小说都采用了“循环”结构，即它们都利用空间或事件的重合展开叙述，向读者展示的主要是重合之间一个周期性时间段内发生的事情。空间的重合总是与“回归”相联系，《故乡》和《在酒楼上》都从“我”回故乡写起，《伤逝》的开头主人公涓生又回到与子君同居前住的会馆（而且是同一间屋）。至于事件的重合，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孤独者》第一句所点出的，“我和魏连殳相识一场，回想起来倒也别致，竟是以送殓始，以送殓终。”另外，《在酒楼上》“我”和吕纬甫的重逢，《故乡》开头和结尾“我”都是在船上赶路（一是回乡，一是离去），也都是循环式的重合。“循环”首先总是带给人“相同”的感受，涓生回到会馆发现：
事情又这么不凑巧，我重来时，偏偏空着的又只有这一间屋。依然是这样的破窗，这样的窗外的半枯的槐树和老紫藤，这样的窗前的方桌，这样的败壁，这样的靠墙的板床。
前面曾经提到鲁迅用循环中的没有变化表达他对沉滞不变的认识，而此处分析的“循环”结构，更主要的却是为突出变化。每一个循环中，“梦”破灭了，失败的“梦”者或颓唐，或死亡。涓生回到与一年前几乎没有变化的地方，但是，在一年之前，这寂静和空虚是并不这样的，常常含着期待；期待子君的到来。
一年后子君死了，当初的“梦”永不再来。《故乡》中“我”回来时满怀的期望被故乡的现实碰得粉碎；《在酒楼上》与“我”重逢的，竟是一个与过去全然不同的吕纬甫；而《孤独者》中“我”的两次送殓之间，是魏连殳从“梦”到“醒”，从“醒”到死的剧变。其实再没有比重复本身更能衬托对不可重复的绝望了，就象《伤逝》里的阿随，它的归来只会引出涓生“物是人非”的感伤。“循环”结构在这些小说中，烘托出了由“梦”与“醒”的冲突所带来的绝望。
这些循环并没有使小说止于“绝望”，它们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循环结束处又有新的开始。新开始的并不是又一轮从“梦”到“醒”，从希望到绝望的循环，而是对“梦”与“醒”的超越，是进行“绝望的抗战”。《故乡》结尾写“我”又在后辈身上看到新的希望与绝望，小说并未到此为止，而是在“我”的进一步反思中结束于对所谓“希望”的超越认识：“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伤逝》末尾涓生于忏悔之后，也决心“向着新的生路跨出去”，并“要将真实深深地藏在心的创伤中，默默地前行，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在酒楼上》与《孤独者》都采用双线结构，在吕纬甫和魏连殳之外，叙述者“我”都被戏剧化为另一主人公，于是在完成了通过“我”的视角叙述的友人故事之后，都由“我”来继续新的道路。两篇小说的结尾“我”结束了对友人故事的“旁观”之后，都在对绝望的形而上体认中获得超越的心境，分别感到了“爽快”与“轻松”。四篇小说的结尾都出现“走”的意象：
我躺着，听船底潺潺的水声，知道我在走我的路。（《故乡》）
他所住的旅馆和我的方向正相反，就在门口分别了。我独自向着自己的旅馆走，寒风和雪片扑在脸上，倒觉得很爽快。（《在酒楼上》）
我的心地就轻松起来，坦然地在潮湿的石路上走，月光底下。（《孤独者》）
我要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默默地前行……（《伤逝》）
“走”与“前行”不是要继续“做”梦，也不是要服从于“醒”，而是同时否定了这两者的面对绝望的挑战姿态。这种“走”不预示任何未来，甚至没有指出任何出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故乡》）主人公最后要走的，是一条试图超越“梦”与“醒”的无路之路。
与鲁迅有着重要的传记性联系的“梦”与“醒”，是鲁迅思考及表现的重要命题。围绕“梦”与“醒”的冲突，小说出现众声齐鸣的复调风格；而鲁迅对“梦”与“醒”的超越，则凭借开放式的循环结构而实现。在作品中，主题内容和诗学特征既互相支持又互相制约，一方面，主题内容的表达要求并决定了最后的诗学特征；另一方面，借助于叙事风格、叙事结构等诗学特征我们才能够准确和充分地把握作品的主题。因此，应该以一种有机结构式而非单线因果式来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而在鲁迅小说，“梦”与“醒”为我们提供了把握这种关系极好的线索。
透过鲁迅的杰出小说，历史见证着一个热烈时代中卓绝的冷静者。
注释：
（1）《坟·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9页。
（2）《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419页。
（3）《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鲁迅全集》第4卷，第456页。
（4）《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第512页。
（5）同注（3），第455页。
（6）《书信250411·致赵其文》，《鲁迅全集》第11卷，第442页。
（7）《且介亭杂文末编·我要骗人》，《鲁迅全集》第6卷，第487页。
（8）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小说的精神特征》，《无地彷徨》，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400页。
（9）同前注，第393页。
（10）M·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白春仁、顾亚铃译，三联书店1988年7月版，第29页。
（11）同前注。
（12）此处及此后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作者”概念沿用了巴赫金的用法，实际上它相当于当今叙事学中的“叙述者”。
（13）《两地书·四》，《鲁迅全集》第11卷，第20-21页。
（14）[美]李欧梵《鲁迅的小说--孤独者与大众》，伍晓明译，《当代英语世界鲁迅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26-27页。
（15）《两地书·二》，《鲁迅全集》第11卷，第16页。
（16）同注（10），第58页。
（17）[法]米兰·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此处译文采用谭立德译《米兰·昆德拉访谈录》中引文，见《20世纪世界小说理论经典》（下），华夏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444页。
（18）同注（10），第109页。
四 彷徨中的冷静
鲁迅小说中，具有复调特征的几篇作品最集中反映了鲁迅对“梦”与“醒”的思考。而且，除了复调特征，在比较《故乡》、《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这几个文本时，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些别的共同之处。
这四篇小说都采用了“循环”结构，即它们都利用空间或事件的重合展开叙述，向读者展示的主要是重合之间一个周期性时间段内发生的事情。空间的重合总是与“回归”相联系，《故乡》和《在酒楼上》都从“我”回故乡写起，《伤逝》的开头主人公涓生又回到与子君同居前住的会馆（而且是同一间屋）。至于事件的重合，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孤独者》第一句所点出的，“我和魏连殳相识一场，回想起来倒也别致，竟是以送殓始，以送殓终。”另外，《在酒楼上》“我”和吕纬甫的重逢，《故乡》开头和结尾“我”都是在船上赶路（一是回乡，一是离去），也都是循环式的重合。“循环”首先总是带给人“相同”的感受，涓生回到会馆发现：
事情又这么不凑巧，我重来时，偏偏空着的又只有这一间屋。依然是这样的破窗，这样的窗外的半枯的槐树和老紫藤，这样的窗前的方桌，这样的败壁，这样的靠墙的板床。
前面曾经提到鲁迅用循环中的没有变化表达他对沉滞不变的认识，而此处分析的“循环”结构，更主要的却是为突出变化。每一个循环中，“梦”破灭了，失败的“梦”者或颓唐，或死亡。涓生回到与一年前几乎没有变化的地方，但是，在一年之前，这寂静和空虚是并不这样的，常常含着期待；期待子君的到来。
一年后子君死了，当初的“梦”永不再来。《故乡》中“我”回来时满怀的期望被故乡的现实碰得粉碎；《在酒楼上》与“我”重逢的，竟是一个与过去全然不同的吕纬甫；而《孤独者》中“我”的两次送殓之间，是魏连殳从“梦”到“醒”，从“醒”到死的剧变。其实再没有比重复本身更能衬托对不可重复的绝望了，就象《伤逝》里的阿随，它的归来只会引出涓生“物是人非”的感伤。“循环”结构在这些小说中，烘托出了由“梦”与“醒”的冲突所带来的绝望。
这些循环并没有使小说止于“绝望”，它们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循环结束处又有新的开始。新开始的并不是又一轮从“梦”到“醒”，从希望到绝望的循环，而是对“梦”与“醒”的超越，是进行“绝望的抗战”。《故乡》结尾写“我”又在后辈身上看到新的希望与绝望，小说并未到此为止，而是在“我”的进一步反思中结束于对所谓“希望”的超越认识：“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伤逝》末尾涓生于忏悔之后，也决心“向着新的生路跨出去”，并“要将真实深深地藏在心的创伤中，默默地前行，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在酒楼上》与《孤独者》都采用双线结构，在吕纬甫和魏连殳之外，叙述者“我”都被戏剧化为另一主人公，于是在完成了通过“我”的视角叙述的友人故事之后，都由“我”来继续新的道路。两篇小说的结尾“我”结束了对友人故事的“旁观”之后，都在对绝望的形而上体认中获得超越的心境，分别感到了“爽快”与“轻松”。四篇小说的结尾都出现“走”的意象：
我躺着，听船底潺潺的水声，知道我在走我的路。（《故乡》）
他所住的旅馆和我的方向正相反，就在门口分别了。我独自向着自己的旅馆走，寒风和雪片扑在脸上，倒觉得很爽快。（《在酒楼上》）
我的心地就轻松起来，坦然地在潮湿的石路上走，月光底下。（《孤独者》）
我要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默默地前行……（《伤逝》）
“走”与“前行”不是要继续“做”梦，也不是要服从于“醒”，而是同时否定了这两者的面对绝望的挑战姿态。这种“走”不预示任何未来，甚至没有指出任何出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故乡》）主人公最后要走的，是一条试图超越“梦”与“醒”的无路之路。
与鲁迅有着重要的传记性联系的“梦”与“醒”，是鲁迅思考及表现的重要命题。围绕“梦”与“醒”的冲突，小说出现众声齐鸣的复调风格；而鲁迅对“梦”与“醒”的超越，则凭借开放式的循环结构而实现。在作品中，主题内容和诗学特征既互相支持又互相制约，一方面，主题内容的表达要求并决定了最后的诗学特征；另一方面，借助于叙事风格、叙事结构等诗学特征我们才能够准确和充分地把握作品的主题。因此，应该以一种有机结构式而非单线因果式来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而在鲁迅小说，“梦”与“醒”为我们提供了把握这种关系极好的线索。
透过鲁迅的杰出小说，历史见证着一个热烈时代中卓绝的冷静者。
注释：
（1）《坟·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9页。
（2）《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419页。
（3）《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鲁迅全集》第4卷，第456页。
（4）《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第512页。
（5）同注（3），第455页。
（6）《书信250411·致赵其文》，《鲁迅全集》第11卷，第442页。
（7）《且介亭杂文末编·我要骗人》，《鲁迅全集》第6卷，第487页。
（8）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小说的精神特征》，《无地彷徨》，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400页。
（9）同前注，第393页。
（10）M·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白春仁、顾亚铃译，三联书店1988年7月版，第29页。
（11）同前注。
（12）此处及此后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作者”概念沿用了巴赫金的用法，实际上它相当于当今叙事学中的“叙述者”。
（13）《两地书·四》，《鲁迅全集》第11卷，第20-21页。
（14）[美]李欧梵《鲁迅的小说--孤独者与大众》，伍晓明译，《当代英语世界鲁迅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26-27页。
（15）《两地书·二》，《鲁迅全集》第11卷，第16页。
（16）同注（10），第58页。
（17）[法]米兰·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此处译文采用谭立德译《米兰·昆德拉访谈录》中引文，见《20世纪世界小说理论经典》（下），华夏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444页。
（18）同注（10），第10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