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文化研究的方法与语境(2)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1
络热再造了一个加入世界行列的虚幻景象。中美首脑分别到哈佛和北大讲演，人们对北大百年校庆的热闹上记忆犹新，在感受克林顿在北大现场直播的风采之后，于9月中旬又在网上看到这位被称为"因特网总统"的丑闻。中国的大洪水使得五千余人丧失生命，全国遭受相当的经济损失。
东南亚金融危机导致全球金融危机，韩国经济危机，俄罗斯总理易主、总统危机、卢布贬值，日本经济滑坡日元贬值，北朝鲜饥荒，亚洲局势动荡，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失和，印尼反华运动，都使四小龙经济神话破坏之后，亚洲总体形象出现坍塌迹象。
这一年文坛上一个重要的信号，是人文科学进一步让位于社会科学。三联出版的"学术前沿丛书"是社会学、法学、经济学、人类学之类的前沿书（知识经济学的热潮），文学、美学、哲学进一步处于低迷状态和自说自话处境，这无疑又导致了图书市场的低迷和低俗读物的恶性循环。在这种意识形态空白、精神信仰空白，经济失落的灾荒之年，"宗教热"有可能成为世纪末新的文化景观。
1999年的来临，是宗教与预言十分活跃的一年，希望与失望并置的一年，或是"跨"的一年--跨世纪、跨国资本，也是受电脑千年虫苦恼的一年。可以说，到了世纪末1999年，面向21世纪回顾这个世纪的学术而重新审理20世纪的问题，而准备跨入下一世纪的临界时期。
二 多重语境中的文化研究的问题聚焦 90年代的问题，无疑是与一个世纪的根本问题紧密缠绕在一起的。
百年中国，问题纠结。诸如传统与现代、激进与保守、学术与政治、主义与问题、知识分子与意识形态、全球化与本土化、启蒙理想与后乌托邦现代化代价与当代人文精神等。使20世纪文化史思想史成为问题生成史和话语变迁史。因此，当代中国文化只能从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全新整合及当代转型中，重建新的语言符号系统，才有可能使社会转型所导致的文化危机得以减轻或消除。
在中国文化的20世纪纷纭复杂的背景中，不但发生着根本性的断裂和不断重复出现的问题,使问题的审理变得相当棘手。但是如果化约性地加以"现象学还原"，则大体上可以将20世纪中国分为五个"话语演进时代"。即：一、世纪初的10年代，是晚清的"传统转向现代知识话语时代"；二、20-30年代则可称为"自由学术话语时代"；三、40-70年代是"革命阶级话语时代"；四、80年代是"审美感性解放时代"；五、90代则可以称之为"解构游戏话语时代"。
这样，本世纪可以分为"传统-自由-革命-审美-解构"五个话语时代的递进，其基本方向是从传统本土话语，走向张扬西学的学术话语。如果这种现象学还原可以成立，那么，五个话语时代的"根本问题"则相当惊人地重复出现，并形成愈演愈烈的当代景观和不断变异的话语范型。
首先、主义与问题的全面审理。
九十年代的中国，发生了急剧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转型。因而我们面对"问题"或"主义"时，有必要弄清"语境"，即我们面对的是些什么问题？这些问题是怎么来的？是新问题还是旧问题？是个体的问题还是群体的问题？是国家民族问题还是全球性世界性的问题？光找到问题还不行，我们被问题所迷惑、所击中、所虚幻化甚至虚无化掉，也不行。因此，还要找到"地基"，找到观察问题的立足点，找到剖析问题的角度。面对"主义"审理"问题"，即搞清"主义"和"问题"是九十年代学术研究和文化批评起码的要求。
"主义"较容易厘定，即八、九十年代引入中国的西学"主义"，如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少数话语等等"后""主义"。这些问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钳制，互相消解，互相掩盖，互相撕扯，并为那些文化批评的误读推波助澜，滚滚向前，使人在"假历史洪流"前忘了批评家"批判"意识和"揭底"品格，甚至背对问题，成为"驼鸟式的批评家"。如何在研究中去正视那些成堆的问题，可谓殊为重要。
文化"问题"则很复杂，大致可分为以下诸方面：其一，是关于知识分子分化问题，时代在世俗化旗帜中，怎样使知识分子边缘化而使世俗化成为当代神话的？在学术和思想之间痛苦徘徊的知识分子，怎样走自己的"边缘之路"？究竟应该怎样书写自己的心灵历程？怎样设计自己的预定理想目标？怎样看待自己的文化身份和自己的精神创造价值呢？其二，是审美文化、大众传媒（或称之为通俗文化、大众文化）同知识精英造成了怎样的内在冲突？其构成了怎样的张力？双方受到怎样的内在损伤？其三，是后殖民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出现，带来的关于文化霸权、权力话语、第三世界文化的出路和前景等问题，以及问题的虚假解决现象的历史掩盖条件是什么？后现代主义在前现代的中国，在思维论、价值论和工艺论层面为怎样的"现代性问题"所纠缠？其四，是新历史主义与新历史小说带来的如何评价历史的问题。历史是主观的还是历史是客观事实？历史在阐释中是被无意误读还是有意误读？被解读为政治意识形态史、权力话语史、"大史"，还是"小史"、"野史"、"稗史"？其五，是关于世纪末文论问题的清理。这一世纪以来文论出现了怎样的假问题？掩盖真问题甚至剥夺真问题是怎样发生的？以及文学和文化批评究竟是否应有尺度？应有怎样的尺度？这种尺度是纯粹私人化的还是可通约的？谁在确定尺度？尺度的消解对文学是怂恿还是伤害？其六，是文艺这种感性化形式，怎样在世俗关怀和终极关怀之间找到一条较好的联通之路？它在既不可能"代宗教"，也不可能成为"欲望的表征"之时，如何确立自己的本体？"诗人之死"与散文热潮在当前中国文化中应该怎样定位？批评家的分化和事件化的内在原因是什么？其七，关于先锋文艺的问题，先锋文艺的实验和困境和误区何在？其悲壮感、创新意识、革命性和震撼性何在？这些重要问题，无疑都需要认真地审理，需要在作品和理论上的双重透视中，才能正确解答这些网状般纠缠的问题。
其次、90年代文化研究的四重语境。
90年代的语境呈现出本世纪最复杂的构成，其归纳分梳因不同方法而得出不同的结论，可谓见仁见智。在我看来，它起码由错综复杂、变化多端的四重语境所构成。这四重语境即传统本土化、意识形态化、现代西化和数字复制的后现代化：
传统本土化。其重要标志是众多的出版物和众多的研究传统文化的学者大展身手，原始儒家、两汉儒家、宋明新儒家和现代新儒家研究成为当代显学，传统文化读物成为书市和坊间的主流读物。在历史的空场，这种传统本土化的格局无疑有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然而，其对西学的反拨却使得90年代又具有浓郁的非西化特点。
意识形态化。这表征为90年代在消解意识形态阶级斗争的同时，几十年的意识形态话语定式仍然十分强盛，它制约着学术的中心问题、基本发展方向，以及讨论问题的基本态度。尽管有些学者将其称之为官方和民间的冲突，但是我认为，从来就没有完全脱离官方的所谓民间，民间仍然不是世外桃源，那里的意识形态性决非可以忽略不计的。
现代西化。这可以集中体现在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以及东方主义、女权主义在90年代非常活跃的场景上，正是这一场景标明了与传统化相对相生的西化思潮仍然存在，尽管也出现了《中国可以说"不"》、《妖魔化的中国》、《中国有多丑》等带有文化民族主义特性的著作出现，但西化现代化思潮在90年代的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领域，仍然是一种不可忽略的真实语境。
数字复制的后现代化。其体现在大众传媒、英特网、现代电脑全面占领市场且进入中国的话语圈中，数字化生存（甚至数字化犯罪）与后现代诸多的文化生存方式，成为90年代一道难以说尽的风景线。
正是这四重语境构成了90年代众多话语圈的不同价值取向，而这众多的话语圈彼此之间形成某种
东南亚金融危机导致全球金融危机，韩国经济危机，俄罗斯总理易主、总统危机、卢布贬值，日本经济滑坡日元贬值，北朝鲜饥荒，亚洲局势动荡，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失和，印尼反华运动，都使四小龙经济神话破坏之后，亚洲总体形象出现坍塌迹象。
这一年文坛上一个重要的信号，是人文科学进一步让位于社会科学。三联出版的"学术前沿丛书"是社会学、法学、经济学、人类学之类的前沿书（知识经济学的热潮），文学、美学、哲学进一步处于低迷状态和自说自话处境，这无疑又导致了图书市场的低迷和低俗读物的恶性循环。在这种意识形态空白、精神信仰空白，经济失落的灾荒之年，"宗教热"有可能成为世纪末新的文化景观。
1999年的来临，是宗教与预言十分活跃的一年，希望与失望并置的一年，或是"跨"的一年--跨世纪、跨国资本，也是受电脑千年虫苦恼的一年。可以说，到了世纪末1999年，面向21世纪回顾这个世纪的学术而重新审理20世纪的问题，而准备跨入下一世纪的临界时期。
二 多重语境中的文化研究的问题聚焦 90年代的问题，无疑是与一个世纪的根本问题紧密缠绕在一起的。
百年中国，问题纠结。诸如传统与现代、激进与保守、学术与政治、主义与问题、知识分子与意识形态、全球化与本土化、启蒙理想与后乌托邦现代化代价与当代人文精神等。使20世纪文化史思想史成为问题生成史和话语变迁史。因此，当代中国文化只能从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全新整合及当代转型中，重建新的语言符号系统，才有可能使社会转型所导致的文化危机得以减轻或消除。
在中国文化的20世纪纷纭复杂的背景中，不但发生着根本性的断裂和不断重复出现的问题,使问题的审理变得相当棘手。但是如果化约性地加以"现象学还原"，则大体上可以将20世纪中国分为五个"话语演进时代"。即：一、世纪初的10年代，是晚清的"传统转向现代知识话语时代"；二、20-30年代则可称为"自由学术话语时代"；三、40-70年代是"革命阶级话语时代"；四、80年代是"审美感性解放时代"；五、90代则可以称之为"解构游戏话语时代"。
这样，本世纪可以分为"传统-自由-革命-审美-解构"五个话语时代的递进，其基本方向是从传统本土话语，走向张扬西学的学术话语。如果这种现象学还原可以成立，那么，五个话语时代的"根本问题"则相当惊人地重复出现，并形成愈演愈烈的当代景观和不断变异的话语范型。
首先、主义与问题的全面审理。
九十年代的中国，发生了急剧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转型。因而我们面对"问题"或"主义"时，有必要弄清"语境"，即我们面对的是些什么问题？这些问题是怎么来的？是新问题还是旧问题？是个体的问题还是群体的问题？是国家民族问题还是全球性世界性的问题？光找到问题还不行，我们被问题所迷惑、所击中、所虚幻化甚至虚无化掉，也不行。因此，还要找到"地基"，找到观察问题的立足点，找到剖析问题的角度。面对"主义"审理"问题"，即搞清"主义"和"问题"是九十年代学术研究和文化批评起码的要求。
"主义"较容易厘定，即八、九十年代引入中国的西学"主义"，如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少数话语等等"后""主义"。这些问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钳制，互相消解，互相掩盖，互相撕扯，并为那些文化批评的误读推波助澜，滚滚向前，使人在"假历史洪流"前忘了批评家"批判"意识和"揭底"品格，甚至背对问题，成为"驼鸟式的批评家"。如何在研究中去正视那些成堆的问题，可谓殊为重要。
文化"问题"则很复杂，大致可分为以下诸方面：其一，是关于知识分子分化问题，时代在世俗化旗帜中，怎样使知识分子边缘化而使世俗化成为当代神话的？在学术和思想之间痛苦徘徊的知识分子，怎样走自己的"边缘之路"？究竟应该怎样书写自己的心灵历程？怎样设计自己的预定理想目标？怎样看待自己的文化身份和自己的精神创造价值呢？其二，是审美文化、大众传媒（或称之为通俗文化、大众文化）同知识精英造成了怎样的内在冲突？其构成了怎样的张力？双方受到怎样的内在损伤？其三，是后殖民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出现，带来的关于文化霸权、权力话语、第三世界文化的出路和前景等问题，以及问题的虚假解决现象的历史掩盖条件是什么？后现代主义在前现代的中国，在思维论、价值论和工艺论层面为怎样的"现代性问题"所纠缠？其四，是新历史主义与新历史小说带来的如何评价历史的问题。历史是主观的还是历史是客观事实？历史在阐释中是被无意误读还是有意误读？被解读为政治意识形态史、权力话语史、"大史"，还是"小史"、"野史"、"稗史"？其五，是关于世纪末文论问题的清理。这一世纪以来文论出现了怎样的假问题？掩盖真问题甚至剥夺真问题是怎样发生的？以及文学和文化批评究竟是否应有尺度？应有怎样的尺度？这种尺度是纯粹私人化的还是可通约的？谁在确定尺度？尺度的消解对文学是怂恿还是伤害？其六，是文艺这种感性化形式，怎样在世俗关怀和终极关怀之间找到一条较好的联通之路？它在既不可能"代宗教"，也不可能成为"欲望的表征"之时，如何确立自己的本体？"诗人之死"与散文热潮在当前中国文化中应该怎样定位？批评家的分化和事件化的内在原因是什么？其七，关于先锋文艺的问题，先锋文艺的实验和困境和误区何在？其悲壮感、创新意识、革命性和震撼性何在？这些重要问题，无疑都需要认真地审理，需要在作品和理论上的双重透视中，才能正确解答这些网状般纠缠的问题。
其次、90年代文化研究的四重语境。
90年代的语境呈现出本世纪最复杂的构成，其归纳分梳因不同方法而得出不同的结论，可谓见仁见智。在我看来，它起码由错综复杂、变化多端的四重语境所构成。这四重语境即传统本土化、意识形态化、现代西化和数字复制的后现代化：
传统本土化。其重要标志是众多的出版物和众多的研究传统文化的学者大展身手，原始儒家、两汉儒家、宋明新儒家和现代新儒家研究成为当代显学，传统文化读物成为书市和坊间的主流读物。在历史的空场，这种传统本土化的格局无疑有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然而，其对西学的反拨却使得90年代又具有浓郁的非西化特点。
意识形态化。这表征为90年代在消解意识形态阶级斗争的同时，几十年的意识形态话语定式仍然十分强盛，它制约着学术的中心问题、基本发展方向，以及讨论问题的基本态度。尽管有些学者将其称之为官方和民间的冲突，但是我认为，从来就没有完全脱离官方的所谓民间，民间仍然不是世外桃源，那里的意识形态性决非可以忽略不计的。
现代西化。这可以集中体现在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以及东方主义、女权主义在90年代非常活跃的场景上，正是这一场景标明了与传统化相对相生的西化思潮仍然存在，尽管也出现了《中国可以说"不"》、《妖魔化的中国》、《中国有多丑》等带有文化民族主义特性的著作出现，但西化现代化思潮在90年代的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领域，仍然是一种不可忽略的真实语境。
数字复制的后现代化。其体现在大众传媒、英特网、现代电脑全面占领市场且进入中国的话语圈中，数字化生存（甚至数字化犯罪）与后现代诸多的文化生存方式，成为90年代一道难以说尽的风景线。
正是这四重语境构成了90年代众多话语圈的不同价值取向，而这众多的话语圈彼此之间形成某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