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其处身其间的社会秩序，以及文本以外的任何其它的秩序网络，使文化意义通过直接体验作品，以及通过作品的观察角度而获得理解。就这个意义上说，研究方法影响着自我把握的价值特性及其把握方式。也许，努力全面处理相对复杂的材料，或许可以较为真切地理解当代文化的深层含义及其价值趋向。
       我们所把握的历史之思并不是要保留所有的历史事件，而是要去关注历史事件中具有若干的症候分析价值和话语范型的意义问题。因而，不关注"热"点、"闹"点甚至人为的"炒"点（如文坛官司之类）的问题，而是关注那些在历史的盲点之中，处于话语之外的冷僻的不易被关注的问题。在评价对象时，力求使批评的标准具有某种意义上的"合法性"，尽管这种合法性并不能达到所谓的全方位和全视野。
于是，近距离关注"边缘"问题，关注当代"问题意识"和"深层现象"，或许会对研究的有效区域提供新的契机，比如对"诗人自杀"、大众消费、名牌效应、东西方文化冲突中的文化现象、影视文化中新的等一思维模式等问题的审理，剖析在流行思潮中那些潜在的问题即假的热闹东西背后的"大问题"。热闹的不一定是真正的学术，真正的学术不一定在明处热闹处，而是可能在"灯火阑珊处"。审理问题恰恰就是要揭示那些隐没不彰、视而不见的"真问题"。
       再次，问题的症候式分析框架。
       对重要现象问题进行症候式分析时，不作表面文章，甚至对一些重大论争也不进行非此即彼、扬此抑彼、或此或彼的二元论式的分析，而是透过事件本身，去看争论的双方或多方背后的知识语境和文化策略，其意识形态的权力机制、其知识话语的运作和思想潜在的没有说出或不能说出的话语，从而看出不同人的身份、言说的立场、审视问题的基本态度，以及他们所力求掩饰的、不愿说出的那部分潜在的话语。据此，使我们在观察问题时，找到一个比较坚实的立足点。有了这层清醒，或许研究起来可能会减少一些理论误区。
       对问题的症候分析要求我们，不仅要重视80年代和90年代的联系和分裂、张力和转型，也要从知识话语的角度去研究90年代的知识分子在处于学术和思想之间、经济和政治之间、文化和传媒之间的精神流亡或思想退缩，以及知识分子的共识破裂以后所出现的种种知识话语论战的局面，同时，还要分析后现代全球话语中的中国形象和中国身份，分析后殖民主义氛围中的"国学热"现象、中国的"本土化"问题、当代的"说不"的想象性中国形象问题以及当代民族主义等问题。同时也要分析西方新历史主义对中国当代问题史的渗透，包括重写文学史和文化史，以及重写女性的心灵史、文化史和艺术史，使女性感觉言说方式和私人化写作，在今天的意义的困境和意义尴尬中，被新的文化思想所评述。
       不妨说，当代文化研究是一种新的当代文化思想形态研究方法，它以一种多元的方法论来研究跨世纪、跨学科、跨地域的文化。它既在此一文化中，却又不完全限定于此文化，而是在文本与社会、思想与历史、话语断裂与重建之间形成有机构成，通过这种联系，使中心文化和边缘文化、雅文化和俗文化构成的张立场中，为现代人的生存选择和文化身份加以定位。

四  中国形象：从"政治文化中国"到"知识经济中国"

       多重语境中的文化论争的尖锐冲突，大众传媒的不断扩张，全球化市场化的不断裂变和重组，以经济金融为主轴的世界舞台，以及90年代出现的全球性政治大重组和经济大动荡，使得90年代充满着苦涩、焦虑、希望和迷惘。
       90年代中国的改革在取得进步的同时，也存在着社会分配不公、精神价值失落和文化衰颓等问题。因此，我只能找出其文化症候，加以文化理论阐释。在这充满机遇和选择的后殖民主义时代，如何在全球资本运作中重新阐释和确立"中国形象"，如何看待新世纪的"中国形象"，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前沿课题。
在我看来，中国无疑是从70年代的"政治中国"，走向了80年代的"文化中国"，即注重探讨文化，将文化命运和中国的命运联系起来，进而将文化中国的命运和整个世界的最新发展联系在一起。然而到90年代突然转轨进入了"经济中国"时代，中国在迅速地传递着关于经济的话语，关于经济生活决定自身命运的一系列切身问题，关于泡沫经济现象，关于富人俱乐部神话和富人享受消费神话。于是文化和知识分子迅速被边缘化，经济上升为时代的主战场，成为时代的主轴。
       可以认为，"经济中国"从一种失序、无序、杂序的状态慢慢进入有序和整饬的阶段，并将会进入"法治中国"阶段。不管是知识法、国际法，还是社会生活的种种法规，都将使中国形象与真正的国际性轨道"并轨"。
       那么，在世纪末和下世纪的中国，将具有怎样的"形象"呢？我以为，既不完全是"政治中国"、"经济中国"，也不完全是"文化中国"、"法治中国"，而应该是整合之后的"知识中国"（或"知识经济中国"）形象。正因为"中国形象"的多重性和不断转型性，使知识分子在不同的利益阶层或价值圈层、不同的理解角度或阐释空间中，去把握和描述自身存在的语境和中国形象，从而使中国的未来形象多元开放而难定于一尊。这也许是某种遗憾，然而，正是这种"握手已违"的遗憾，使"中国形象"不至僵化，并使我们不在遽下结论中保存持问题的开放性和可能性。
       我想说的是，90年代研究为20世纪思想史、学术史、文化史、知识发展史和知识分子意识形态史的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既不可能是过去时代那种一般意义上的意识发展史，也不是阶级斗争史，更不是那种冷战模式的简单挪用。它强调知识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及对各种界限的打破和重新设置。同时，在运用各种方法的时候，又不能完全杂糅拼凑，而是力图揭示其关系、间隔、差距、独立性、自律性。这为今天的知识社会学、知识经济学、知识文化学、知识哲学的研究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要求。当然，90年代的文化研究不可能拘泥于琐屑的事实，而是对其对象的再阐释和再研究，已使过去的老问题获得全新意义的参照系，进入全新的语境而获得新的意义。
         总体上说，90年代文化研究的目的在于：通过对20  世纪聚焦的关键十年的透视，进一步把握新的历史契机，重新塑造华夏精神气质和文化形象。90年代的文化研究可望在转型问题作出多方面的阐释并揭示其特征，从数码复制时代的后知识分子功能、文化在网络时代的价值、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化走向等方面，触及到新的国际学术语境问题。同时从价值审理和精神重建的高度看90年代文化转型问题，从文化策略甚至文化发展战略上看90年代中国文化的发展态势，对一些文化危机性问题提出一些预设性对应构想。
     90年代的文化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把握90年代中西文化交流互渗中，中国文化转型对当代文化艺术发展的重大影响。这种影响使90年代中国文化艺术与80年代相比具有了相当差异。如何从理论上加以说明，对下世纪中国文化的基本走向和内在脉络有清醒的认识，这不仅是一般的  文化策略问题，更是跨国语境中的"中国形象"定位问题。无疑，这一研究有着重要的价值和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