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成的，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具有怎样的意义和价值?因此，我不揣浅陋，  重复一下自己关于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的一段议论：
　　在这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俄罗斯文学和养育它的民族一样，经历了一条充满着探  索与困惑、希望与失望、激奋与悲凉的道路。文学的创造者们始终和这个饱经忧患的民  族共命运。一百年来，无数忧国忧民、感时伤势的俄罗斯作家和诗人，以真诚的血泪，  艺术地记载了本民族曲折行进的艰难历程，表现了几代人的追求、痛苦、憧憬和幻灭，  为民族的命运歌哭，喊出了俄罗斯母亲的心声。毫无疑问，俄罗斯民族在二十世纪为世  界文学所提供的，是一部丝毫也不比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逊色的文学巨册。(注：汪介  之：《现代俄罗斯文学史纲》，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

　　其次，我们在观照、评价苏联文学时，是否应该抛弃一种久已习惯了的预设的前提。  这个假定的前提就是：自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到1991年苏联解体，苏联一直是一个在马  克思主义的指引下、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国家；苏联文学不仅始终是真正的社会主  义文学的典范，而且代表着世界各国文学未来发展的方向。我们之所以说这是一个预设  的、假定的前提，一是注意到苏联历史的复杂性，二是考虑到制约文学发展的多重因素  。本来，在列宁逝世以后，苏联是否还是一直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从斯大林、赫  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等苏联领导人，究竟是不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邓  小平同志为什么意味深长地说：“苏联搞了几十年，还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  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都不是文学研究者所能说清楚、所能回答的问题，而是政治学  家、历史学家们要去专门研究的问题。事实上，有很多问题是思想界、理论界和历史学  界仍在继续探讨之中的，各种观点和意见并存，尚未形成定论。在此种背景下，文学研  究界的人们就不必、也不可能统统把对苏联历史的某一种看法作为自己看取和评价苏联  文学的基本前提。而关于人类文学发展的规律性问题，也一直是处于各国文学研究者的  探索之中的。以往的苏联文学理论家，包括《现实主义的历史命运》一书的作者苏奇科  夫，力求把世界文学发展的进程描绘成一个时代一种“主义”的演变过程。在他笔下，  整个文学史似乎就成了各种“主义”更替的历史，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则是人类艺  术思维的合乎规律的发展阶段，是世界各国文学发展的方向。(注：参见鲍·苏奇科夫  ：《现实主义的历史命运——创作方法探讨》，外国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87—2  89页。)然而，世界各国文学发展的实际进程，是否早已超出了苏奇科夫等理论家所设  定的框架?世界文学的纷繁现象，是否显示出正在向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迈进的趋  势?如果不是如此，我们的研究者是否一定还要坚持这样一种假定性的预设前提呢?这无  疑是值得我们反思的。
　　第三，我们是否应该把文学史本身和对文学史的描述区别开来，把尊重历史和固守着  某种已有的、习惯了的对历史的描述区别开来。当有些研究者试图对俄罗斯文学、特别  是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进行重新考察，对一些重要作家进行重新评价时，往往会听到这  样一种意见，即：研究文学史应当采取历史主义的态度，应当尊重历史，而不应当割断  历史、否定历史。这一意见，如果离开具体的、特定的语境，毫无疑问是十分正确的。  问题在于，尊重历史，是否就意味着应该尊重和维护以往的文学史家、文学理论家对文  学史过程的描述，尊重和维护他们对这一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和重要文学  现象的阐释?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我们的全部研究就没有必要再进行下去了。既然  关于已经成为历史的文学，以往的研究者都已经作过评说，而且这些评说本身也都已成  为历史，后来的研究者除了维护、尊重这些“历史”之外，也就没有什么更多的事情可  做了。
　　第四，我们是否应该把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分为“主潮(流)文学”和“非主潮(流)文  学”。从一些研究者的著作和文章看，所谓二十世纪俄罗斯的“主潮文学”，显然就是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二十世纪俄罗斯“非主潮文学”，则包括白银时代的几乎  全部文学，侨民文学的三次浪潮，苏联时期的具有社会批判倾向的文学、“新浪漫主义  文学”和现代主义文学，还有苏联解体后的后现代主义文学。但是这样一划分，除了高  尔基和肖洛霍夫等少数作家之外，二十世纪俄罗斯几乎所有最有成就和影响的作家，就  统统都属于“非主潮文学”的范畴了。这样的比重，能使“主潮文学”的概念得以成立  吗?另外，划分的标准究竟是什么，也值得考虑。如有一本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史著作  ，把诗人叶赛宁作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之一加以论述。众所周知，叶赛  宁在白银时代属于“新农民诗人”，或者说，他是一位新浪漫主义诗人。十月革命以后  ，他先是参加了由思想家、文学评论家伊凡诺夫-拉祖姆尼克创建的“西徐亚人”团体(  信奉“欧亚大陆主义”)，后来又发表了“意象主义宣言”，成为意象主义诗人。他于1  925年自杀，从来没听说过什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把叶赛宁列为“社会主义现实  主义”作家，是令人难以理解的。这样的划分，其实是“主潮文学”和“非主潮文学”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和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两分法给研究者们带来  的尴尬。
　　第五，我们是否应该对复杂的文学史采取“非白即黑，非好即坏”式的简单化的观察  和评价方式。我国社会政治生活和文学生活中，都有所谓“风派人物”之说，这一般是  指那些投机分子。在看待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时，习惯于使用简单颠倒之方式的人们，  当然不是什么投机分子，但他们的思维方式却有些近似于“风派人物”。过去，在极左  文艺思潮和庸俗社会学的制约与影响下，我们曾经批判过不少作家，也并非科学地颂扬  过另一些作家。今天要否定极左文艺路线和庸俗社会学，在某些人看来，似乎只要颠倒  过来，肯定过去被批判的作家，否定过去被颂扬的作家，就是彻底的革新了。譬如说上  文已提及的高尔基和索尔仁尼琴，对于这两位作家，我们能够以简单的肯定或否定来代  替对他们的复杂思想与创作的深入研究吗?能够以简单化的方式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吗?  思想方法的简单化之苦，我们已经饱尝了，可是要真正摆脱这种简单化，还不是那么简  单的事情。
　　最后，我们的俄罗斯文学史研究者，是否应该在百忙之中也抽空读一读西方学者、俄  罗斯学者编写的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史方面的著作，作一番比较和对照，看一看别国学  者的著作在资料水平、框架体例、观察视点、描述方式等各方面和我们究竟有哪些不同  ，思考一下他们所进行的研究及其成果，是否有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和参照的地方。例  如，根据我个人所接触到的有限资料，英国哈里·穆尔和艾伯特·帕里合著的《二十世  纪俄国文学》(1976)，美国爱德华·布朗的《十月革命以来的俄国文学》(1985)，侨居  国外的俄罗斯学者马克·斯洛尼姆的《现代俄罗斯文学：从契诃夫到当前》(1955)、《  苏维埃俄罗斯文学：作家与问题》(1977)，格列勃·司徒卢威的《列宁与斯大林时期的  俄国文学：1917—1953》(1971)、《流亡中的俄罗斯文学》(1984)等，都是水平较高、  在西方学术界有着广泛影响的文学史著作。由瑞士日内瓦大学教授乔治·尼瓦等主编、  西方十五国学者合作编写的七卷本《俄罗斯文学史》，从1986年开始陆续出版，其中的  第四至六卷为论述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的。由俄罗斯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多位  学者合作、弗·克尔德什主编的大型《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史》，其中的《世纪之交的  俄罗斯文学(1890至1920年代初)》(两卷集，共1700余页)，已于2000—2001年由俄罗斯  遗产出版社出版。这后两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