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胆大心细，不失为大将风范。但大兵所至，非一日可尽，张氏妇又无所畏惧去离村数里，无树林的大道旁，在烈日下做针线活，即使有清兵乘马“顷刻数至”，因“无一处可蔽身”，所以，张氏妇“数日无患”。一日，一无耻已极的蒙古兵，“就烈日中欲淫妇”，张氏妇不惧不慌，从容镇定，刹那间，就想出绝妙办法来对付这个禽兽：
    “妇含笑不甚拒。隐以针刺其马，马则喷嘶，兵遂絷马股际，然后拥妇。妇出巨锥猛刺马项，马负痛奔骇。碥絷股不得脱，曳驰数十里，同伍始代捉之。首躯不知处，碥上股，俨然在焉。”
    对付这个蒙古兵，她先“含笑不甚拒”，来麻弊对方，使其放松警惕，然后“以针刺马”，迫使兵将马拴在自已大腿上，此时，张氏妇突出奇策，巨锥刺马，结果使这个蒙古兵粉身碎骨，这一连串动作，应付得轻松自如。张氏妇为维护自已的人格，表现出了不凡的胆识，超人的才能，无怪乎蒲松龄热情地赞颂张氏妇：“巧计六出，不失身于悍兵，贤哉妇乎，慧而能贞！”
    《于江》则是一篇感天动，泣鬼神的农村少年英雄故事。小说塑造了一位坚定老练，勇敢机智，为父复仇，为民除害的于江的形象。于江年仅十六岁，其父宿田间，夜为狼所食。他为报父仇，持铁锤，夜眠父所。狼果来“摇尾扫其额，又渐俯舐其股”，他都镇定沉着，佯死不动，意在引诱狼，而不为狼的凶残所动，这样他伺机连毙两狼，可见他的勇敢机智，老成持重。但是，他中夜小睡，梦见父亲，得知食父者乃一白鼻巨狼，而非向毙两狼，他便决心除恶务尽，后接连三日，他日返夜往，终于等到了白鼻巨狼，所遇境况较前者更为凶险：
    “忽一狼?其足，曳之而行。行数步，棘刺肉，石伤肤，江若死者，狼乃置之地上，意将?腹，江骤起锤之，仆；又连锤之，毙。”
    在毙白鼻巨狼的行动，显得于江更有谋略，更坚定勇敢，更沉着老气，即使是强壮有力者，也很难做到这样，这是一位令人钦佩的、奇伟的、智勇双全的少年英雄形象，蒲松龄也为于江的至诚精神所感动，所以，他由衷地赞颂：“农家者流，乃有此英物耶？义烈发于血诚，非直勇敢，智亦异也。”《牧竖》也是写农村少年的智慧，两个放牛娃入山至狼穴，各捉一小狼登树、两树相去数十步，大狼至，一放牛娃于树上扭“小狼蹄耳故令嗥”，大狼“怒奔树下，号且爬抓”。另一放牛娃在另一树上用同一办法使小狼鸣急，致使大狼辗转奔趋于两村之间。
    “口无停声，足无停趾，数十往复，奔渐迟，声渐弱，既而奄奄僵卧，久之不动。”
    两个放牛娃下树观看，竟气绝而死。两个少年同恶狼相比，无疑是个弱者，却能运用自己的才能和智慧，令恶狼又怒又急，往复奔趋，且丝毫奈何不了自己，终使恶狼痛子奔号而死，这种以弱胜强，以柔克刚的谋略不能不说是高明的。《斫蟒》又表现了农民遇险不惊，生死相顾的无畏精神。胡田村的兄弟二人进山砍柴，遇巨蟒，走在前的兄长为蟒所吞，弟稍惊，即奋斧怒砍蟒首，蟒伤仍吞不已，弟即两手持兄足，拚力与蟒相争，终于将兄拉出，背兄至家，将息半年才痊愈。这种祸变当前，灾难临头时兄弟之间的祸福同当，生死与共的真诚情谊，蒲松龄给予高度赞扬，实际上是开掘了农民心灵深处的情操美。
    《农妇》又是从日常生活的角度反映了农村妇女独立自强，豪爽自快，是非分明，正义果断的品质。一农妇勇健如男子，“与夫异县而居”，自己在农村独撑门户，生活有赢余，则周济贫团者，又常“为乡中排难解纷”。令人称奇的是产后当日就能“肩荷酿酒巨?Y”，“负重百里余”。可见其独立自强的生活能力。她同附近尼庵一尼姑关系密切，结为姊妹。后来听说此尼有秽行，便“忿然操杖，将往挞楚”，被众人劝住。一日，途中偶遇，则当面责打之。真是豪爽正直，疾恶如仇，堪称女中丈夫。
    蒲松龄还歌颂了农民敬老爱幼的美好品德与情操，特别肯定了至诚至孝的人间真情。在《孝子》中赞颂了“事母至孝”的周顺亭，其母“股生巨疽，痛不可忍，昼夜频呻”，周废寝忘食，抚肌进药，数月不愈。后听人说“非人膏涂之不能愈”。则以利刃割下自已一片名肉，烹肉制膏，涂母创处，母疽不久即愈。蒲松龄认为这样的孝子才知人间之真情。《水灾》中蒲松龄描写的一对至诚至孝的农民夫妇更令人感动。康熙二十一年山东“雨暴注，彻夜不止，平地水深数尺，居庐尽没”。一农民抛下了两个儿子，同妻子挽扶老母，避向高坡，待回顾村中，已经变成了一片泽园。这对农民夫妻虽惦念两儿，但仍精心伺奉老母。待水落归家，两儿竟“并坐床头，嬉笑无恙”。本文最后蒲松龄说：“茫茫大劫中，惟孝嗣无恙，谁谓天公无皂白邪？”这虽表现出因果报应的思想，其精神实质仍是赞扬农民高尚的人格和人间的真情。

    　　（二）农民的反抗与复仇
    蒲松龄生活的时代是个大动乱的时代，是人民经受巨大苦难，无穷浩劫的时代，尽管经过康熙的努力，社会秩序逐渐稳定了，但处于封建社会末期，各种社会矛盾仍极其尖锐，已透露出不可救药的信息，清统治者还血腥镇压了人民的起义和反抗。山东谢迁、于七领导的农民起义也被残酷镇压，成千上万的无辜的农民都惨遭“炎崑之祸”，“碧血满地，白骨撑天，捐给棺本，材木一空”，蒲松龄虽反对农民起义，但他对清统治者的压迫和镇压是愤慨的，对被屠杀者充满同情。另外，当时政治腐朽，大小官吏贪婪荒淫已成为风气，赋税严重，权豪恶霸横行，水旱灾害，赤地千里，农民生活极其痛苦，这样一个充满痛苦、压榨、愤怒、抗争的，矛盾百出的时代气氛，蒲松龄是目睹身受的。
    在《野狗》、《公孙九娘》、《宅妖》等篇中蒲松龄虽然没有正面描写清统治者对山东农民起义的血腥镇压和屠杀，但作为一种时代背景，小说的情调格外悲戚沉重，充满着凄惨苦痛的气氛，小说中的人物也是凄楚哀婉，满腔怨恨，叙述语言也充满血腥味，隐曲而又鲜明地透露出对大屠杀的不满，对“连坐被诛者”的同情。
    《龀石》就直接写了一位王姓农民的反抗。王姓农民原为刑部官员家的庸人，因不堪其压迫，便逃入深山，以松子、白石为食，数年后，竟“遍体生毛”。此农民宁肯在深山与禽兽为伍，过着“白毛女”似的生活，也不肯忍受世间权势者的压迫，其反抗精神不谓不强烈。而《窦氏》蒲松龄则浓彩重笔刻化了一位农村的复仇女性。窦氏是一位连姓名都没有的天真纯朴而又美丽的十六七岁的农村少女，豪绅地主南三复避雨到窦家，窦父“殷勤泛扫”，“进酒烹雏”热情地招待他。他发现了屋中“端妙无比”的窦氏，便动了邪念。此后，便“时携肴酒”造访窦家，因南三复常来，熟悉了，窦氏也就“不甚忌避”了。一日乘窦父不在，南三复又来了，向窦氏表示“倘获怜眷，定不他娶”。并“指矢天日，以坚永约”。天真无邢的窦氏怀着一片痴情失身于这个狡滑的心怀叵测的地主之手，而堕入了灾难的深渊。后窦氏怀孕“产一男”，遭父痛打，窦氏寻南三复，南闭门不见，并告戒门人勿纳入内，结果：
    “女倚户悲啼，五更始不复闻。质明视之，女抱子坐僵矣。”
    窦氏在豪绅地主的欺骗，折磨之下而惨死了，窦父告官，又因南三复向官府行贿千金而得免。
    就常理而言，人死了，一切恩恩怨怨也就结束了。但是，窦氏不甘心这样白白地屈死，她的鬼魂以超人的神力向仇人讨还血债，窦氏屈死之日，正是她向南三复复仇的开始之时。南三复先娶一“大家”的娟好女子为妻，不久，新娘便溢死于后园桃树上，当南的岳父和南三复同来到新房中，却见新娘安然坐在屋里，新娘听见南三复的说话声：
    “色暴变，仆地而死。视之，则窦女也。”
    这是窦女的第一次复仇。从此，南三复家道衰落，数年没有人家敢嫁女于他，只好“远于百里之外聘曹进士女”为妻，新婚后，南三复又见：
    “女俯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