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带，神情酷类窦女，心中作恶，第未敢言。”
    天黑时，新人“引被障首而眠”。南三复掀被问女，“女已奄然冰绝”。床上新人竟然变成一具冷冰冰的女尸，又使当地人们“相传为异”。恰逢此时有姚孝廉之女新葬，隔宿遭盗破棺失尸，听到南家异闻，便到南家察看：
    果其女，南三复以“发冢见尸”的罪名，被判处死刑，这是窦女的第二次复仇。一个被欺骗、被迫害致死的农家少女，用鬼魂复仇的方式，在幻域世界，严惩了南三复，十分快意地为自己复了仇，表现了她至死不渝的顽强反抗精神，复仇的过程看似酷烈些，但蒲松龄认为南三复“始乱之而终弃之，非德也；况誓于初而绝于后乎？挞于室，听之；哭于门，听之，抑何其忍！而所以报之者，亦比李十郎惨矣！”
    《聊斋志异》不只写了农民个人孤立的反抗复仇行动，更难能可贵的是还写了集体的代表正义力量惩罚贪官污吏的反抗复仇行动。在《梦狼》中如狼似虎的贪官白甲，上京赴官时，刚刚离境，即遭寇阻，白甲欲倾囊献出所贪财宝以求免，诸寇堂堂正正，义正词严地说：
    “我等来，为一邑之民洩冤愤耳，宁为此哉！”
    说完，便砍掉白甲的头。《续黄梁》中那个把朝庭弄得“污气冤氛，暗无天日”，并且残酷地“荼毒人民”，致使“野无青草”的曾孝廉在充军云南路上，也遭各操利刃的群盗所阻，曾孝廉长跪求免：
    “群盗裂眦宣言：‘我辈皆被害冤民，祗乞得佞贼头，他无索取。’”群盗“以巨斧挥曾项，觉头堕地作声。”
    这里所说的“诸寇”、“群盗”大多是走投无路，求告无门的破产农民，蒲松龄注意到了这些被压迫者的集体反抗和复仇行动，前面说过蒲松龄是反对农民起义的，但从文中可见蒲松龄对惩治贪官污吏的集体反抗和复仇行动是抱充分肯定态度的，蒲松龄在时代的大黑暗中在农民身上看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这种眼光是极其难得的。这同他惩治害民虐民的贪官污吏，惩治为害乡里的恶人的一贯态度是相一致的，他在《伍秋月》篇末曾说：
    “余欲上言定律：凡杀公役者，罪减平人三等，盖此辈无有不可杀者。故能诛锄蠢役者，即为循良；即稍苛之，不可调虐。”
    这种感情必然影响到他对农民个人或集体惩治贪官污吏，惩治土豪恶役的态度，所以，在《聊斋志异》中出现上述描写是毫不奇怪的。

    　　（三）农民的可爱和自尊
    蒲松龄对社会生活中善与恶、美与丑都有自已的道德评价，对生活理想有着自已的探索和追求，难能可贵的是蒲松龄能从家庭日常生活和田间劳动这个人们最习见、最普通、最平凡的社会生活的一隅，写出农民的可爱和自尊。
    农民中许多人都迷信天命，相信鬼神，对狐仙崇人更是深信不疑。偏有那么一些农民不畏奸邪，不惧鬼神，更敢于驱狐、捉狐，他们的所做所为，显得十分可爱。《农人》就写了这样一位豪爽诙谐，憨态可掬的农民。这位农民在山下耕地，其妻用陶器送饭，器中余粥总是被偷吃，农民心疑，潜藏窥视，见一狐探首器中，农人荷锄力击，器囊狐头不得脱，狐急触器令碎，越山逃去。后数年，此狐祟山南一贵家女，请巫师道士百术驱之不去。贵家女从狐口中得知，此狐独惧山北农人。女父遣人请来农人，农人着当年衣，入室即作锄地状，并虚张声势，大声斥责：
    “我日觅汝不可得，汝乃逃匿在此耶！今相值，决杀不宥！”
    狐吓得哀鸣于室，抱头鼠窜而逃。此农民先是对偷食的狐无所畏惧的猛击，后是扮作当年之状，声色俱厉，恫吓这个受惊之狐。这位农民，急人所难，勇于驱狐，幽默诙谐，憨态可掬，实是可爱。《狐入瓶》写一村妇用计捉狐，更是可敬可爱。万村一农妇为孤所崇，驱遣不去，非常忧虑。但这位村妇在祸患面前，一不求神，二不问鬼，而是细心观察，终于发现一旦村妇的丈夫归来，狐就藏入门后的瓶中。一日，狐又窜入瓶中，村妇急以棉絮塞住瓶口，放入锅中“燂汤而沸之”，狐热得在瓶中急号，妇不语，久之无声，村妇“拔塞而验之，毛一堆，血数点而已”。这位村妇在遭狐祟之灾时，不惊不慌，不急不燥，从容不迫，用自已的力量，靠自己的智慧，严励地惩罚了祟人之狐，真可谓有胆有识。
    《青蛙神》是一篇貌似荒诞神怪故事，实际却是绘声绘色的家庭生活小说。蒲松龄塑造了一个自尊自强而有骨气的青年农民形象。我国江汉流域有青蛙神祟人降灾的传说，一旦触犯神怒，家中几榻，墙壁皆是青蛙，甚至赴汤蹈火，跳入饭中，弄得家人惴恐。杀牲祭祷，神喜则已。薛崑国是楚地青年农民，因聪慧，恣容美，为青蛙神看中，欲将女儿十娘嫁给他，薛父敬畏青蛙神，不敢以异类相拒。婚后不久，婆媳间便发生了矛盾，十娘整日凝妆端坐，不操女红；崑国的衣履，乃靠母亲操劳，母亲十分不满，便对嗻国诉说：“儿既娶，仍累媪！人家妇事姑，吾家姑事妇！”十娘闻听也使性任气，反唇相讥，且又盛气凌人，认为自己入薛家以来，“田增产，贾益价”，全靠父亲神力，现薛家老幼皆以温饱，却吝俏钱，让自己来作苦役。其实是居高临下，以自家优势来压婆母。婆母闻听，无言哭泣。③生见状，怒责十娘，十娘也强辩不屈，崑生则针锋相对地怒斥：
    “岂以汝家翁媪能祸人耶？丈夫何畏蛙也！……娶妻不能承欢，不如勿有，便触老蛙怒，不过横灾死耳！”
    这些话说得自尊自强，掷地有声。十娘怒离薛家，老蛙果然暴怒，次日便把薛家屋舍烧为灰烬。崑生没被老蛙神威吓倒，马上到青蛙神祠指斥老蛙：
    “养女不能奉翁姑，略无庭训，而曲护其短！神者至公，有教人畏妇者耶！且盎盂相敲，皆臣所为，无所涉于父母，刀锯斧阖，即加臣身；如其不然，我亦焚汝居室，聊以相报！”
    对老蛙的指责气壮山河，有理有据，并敢做敢当，体现出铁骨铮铮的大丈夫气概。说完便积薪殿下，准备焚烧，被众人劝住。老蛙亦惧，“示梦于近村，使为婿家营宅”。十娘也回家，登堂谢过。这哪里是青蛙神女下嫁，持宠骄人，引起的家庭纠纷；分明是贫寒人家娶了贵门小姐，由婆媳争斗，引起夫妻吵架，导致岳婿斗争的世情小说，这位农家青年面对娇贵的妻子，有权努的岳丈，不屈不挠的斗争，在斗争中塑造了一位不畏权势，坚持人格独立，坚持自身尊严，有骨气的强项农村青年形象。

    　　（四）农民的凄凉和痛苦
    蒲松龄是个富有感情的文学家，他对亲属、对朋友、对村民，甚至对山水花草也都有丰富的感情；他对当时复杂的人世，苦难的人生，江河日下的世风也都有切身的体会；他关心世事，关心人民，尤其对贫苦农民的苦难给予深切的同情；对官府向农民的纳粮摧科，欺压盘剥农民的行为深恶痛绝。因此，他写了多篇反映农民凄凉和痛苦的小说。
    《种梨》是一农人到市上卖梨，“颇甘芳，价腾贵”。一披巾絮衣的道士乞求一梨，农人叱之不给。店中酒保给道士买了一枚梨，道士吃完，使将梨核种于地下：
    “见有勾萌出，渐大；俄成树，枝叶扶?，倏而花，倏而实，硕大芳馥，累累满树。”
    道士摘梨赐观者，“顷刻向尽”，然后，用铲伐树，扬长而去。卖梨农人亦在人群中观看，待人散，看车中，梨已尽空；原来是道士做法，整治了农人。蒲松龄写此文是刺乡人的吝啬，但我们还可以想得更深更远，农人这一车梨是他一年劳动的成果，是农人一家老小的衣食所系，怎可随便送人呢？仅仅得罪了一个道士，就荡尽了农人整车的梨，可见农民生活是艰难痛苦的，处处受人欺凌，从皇帝到道士，任何一个寄生虫也不敢得罪，不然，就会飞来意外横祸，落个财尽人亡的下场。《祸翁》则反映了农村万千老人凄惨的晚境。祝村老翁死而复生，叫老妻同去，家中人以为他“新苏妄语”，经老翁再三催促，老妻才“并枕僵卧”，竟然双双死去了。对于老翁老妻的同死该怎样看呢？从老翁刚刚复苏时说的话就可以找到答案：
    “我适去，拚不复返。行数里，转思抛汝一幅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