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具有优秀的史学传统，但是传统史学也有自身的缺陷。到了西学东渐之后，面对近代西方史学的挑战，这些缺陷日益暴露了出来。一百年前，梁启超在其《新史学》一文中①，最早对这些缺陷进行了全面分析，并号召创立一种新史学。从梁氏的诠释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新史学与传统史学的主要差别在于前者实际上是以近代西方史学为蓝本设计的。近代西方史学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是日益社会科学化(亦即越来越依靠社会科学所提供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历史)，因此梁氏在《新史学》一文中大力鼓吹史学研究应当建立在一定的理论基础之上(在该文中，这个理论即为进化论)，要探讨规律和规则(即“求得其公理公例”)，要从社会科学各学科乃至自然科学有关学科中汲取方法(“取诸学之公理公例而参伍钩距之，虽未尽适用，而所得又必多矣”)。梁氏的这个号召体现了时代的要求，从而开始了中国史学的新时代。

史学的社会科学化，使史学得以利用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进行研究，从而极大地改变了史学本身。但是这也意味着：一旦社会科学中的主要理论和方法发生变化，那幺史学也难以不受影响。而随着社会的变化，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也总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因此史学倘若不随着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而变化，就难免陷入僵化的结局。而僵化的结果就是史学的衰亡，诚如年鉴学派第三代领导人之一勒高夫所说：“我们希望继续存在和发展，静止等于死亡。”②

_________

①该文收于梁启超《饮冰室文集》(吴松等点校)第3集，云南教育出版社(昆明)，2001年。

②姚蒙：《历史始终是人类社会在时间中的演进——法国著名史家维克.勒高夫采访纪实》，刊于《史学理论》(北京)1987年第3期。

20世纪是一个社会科学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这个剧变对于史学产生了空前的冲击，从而导致了全球性的“史学危机”。这个危机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末达到高潮，现在仍在发展。这个危机的矛头主要针对的是构成以往史学研究基础的理论与方法。因此国际性的史学危机，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危机。要摆脱危机，就必须不断地改进史学的理论和方法。换言之，必须全面检讨原有理论和方法，扬弃其中已经被证明不合理的部分，从其它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中汲取有用的成分，不断探索新的理论和方法。出于这样的原因，在20世纪最后一二十年中，国际史学界出现了一个检讨与探索理论与方法的浪潮。这正是历史学力图克服危机、争取生存和发展的表现。

在国际中国经济史研究中，自20世纪中期以来，理论和方法一直不断变化。但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许多学者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都把从西方经验中获得的发展模式当作不容置疑的真理，有意无意地将其强加于中国实际。然而，这些模式近来正在受到猛烈的批评，并在许多方面已被证明是谬误。一些激进的学者更明确声称：如果要改进对中国经济史的认识的话，就必须摆脱一切从西方经验中得到的原理、分析概念乃至认识规范。由于对现在使用的理论和方法感到惶惑，中国经济史学界出现了一股怀疑主义的思潮。一些学者甚至主张中国经济史研究应当回到以考证为主的旧日汉学去。

今天中国经济史学出现的这种危机，并非一种孤立的现象，而是过去几十年中历史学遭受的全球性理论危机的一个反映。对于如何对付这个危机，现在学者们在许多方面尚未达成共识。但是有一点已经很清楚：如果要使中国经济史学“转危为安”的话，我们必须正视这个危机，而不能回避之。

在本文中，我将重点讨论明清江南农业经济的变化。江南，即长江三角洲，位于华东，自公元9世纪以来一直是中国经济上最先进的地区，并且在中国今日的经济发展中扮演着火车头的角色。而本文中所说的明清时期，始于16世纪中叶，终于19世纪中叶，也被称为中国的“近代早期”。
一、“脱离常轨”——江南农业经济变化的一贯特点

在过去的20年中，江南的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此方面，无锡县可以说是一个代表。①虽然该县很早就被认为是中国较富裕的县份之一，但在1980年代以前，它一直

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这里所说的无锡县，指的是原无锡市下辖的无锡县。本文中关于无锡县的情况，均见于何正明：《在中国农史学会第七次学术年会暨吴地农业文化历史讨论会上的讲话》；何正明、吴耀良与许谷秀：《无锡县办农场迅速发展的动因与启迪》；无锡县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江苏省无锡县经济开发区介绍》；张永初：《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的发展方向——无锡村办农业规模的探索与实践》。以上文章均系提交“中国农史学会第七次学术年会暨吴地农业文化历史讨论会”的文章(无锡，1994年)。

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县，农村人口占了全县人口的绝大部分。直到1983年我第一次到该县调查时，那里仍然相当贫穷。许多人家还住在土坯和稻草建成的老房子里，新建住宅的式样和内部设施也很差。很少人家有彩色电视机，没有私人电话，没有自来水，自行车是主要的交通工具……。然而自1979年开始，该县农村经济的发展步伐逐渐加快。在1980至1994年间，该县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高达20％以上。到1994年，全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5 000元①，比全国平均数字高出3倍以上。而这一高速成长的主要动力又是来自农村。到1993年，农村工业产值已占到该县工农业总产值的85％，而且绝大部分农村劳动力都在农村工业中工作，因此可以说该县农村已经工业化。但是这个工业化并未以牺牲农业为代价。到1994年，该县农业生产已基本实现机械化，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在一些村子，从事农业的劳动力每人每年平均生产粮食超过11吨，劳动收入大大超过农村工业中的工人。由于经济的高速发展，农村居民的收入也随之大大增加。②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也因此有了巨大的提高，几乎全都搬进了式样美观、内部设施完备的新住宅，彩色电视机、自来水、洗衣机早已普及，电话、录像机、煤气、摩托车等也正在迅速地普及之中；甚至大多数中国城市家庭不敢想象的高级奢侈品一一小汽车，也正在进入这里农村居民的家庭。

江南大多数农村的情况，与无锡县大体一样，只是在程度上不同而已。因此我们可以说，在过去十多年中，江南农业经济有了巨大的进步，已经初步实现了近代化。

江南农业经济20年来发生巨变的原因何在?人们通常把这一巨大变化归功于1979年的改革。这一改革是对以前30年中国实行的农村经济政策的否定。那些政策阻碍了江南农业经济的发展，所以改革才引发了巨大的经济进步。然而，不论在1979年以前还是以后，中国领导者在制订农村政策时，主观目的都是尽快地实现农业经济的近代化③。他们力图使用其所认为最佳的方法来达到这一目的，但是这些方法却有着巨大差别。1979年以前所采取的主要方法，是把家庭农业改造为集体农业，从而实行大规模的经营；取缔农村手工业和商业及限制农家副业，从而实行农业生产的专业化，等等。而1979年的改革，却恰恰相反，使集体农业回复到家庭农业，从而使农业经营方式又从大变小；恢复和发展农村工业、商业和副业，从而使农民又变成了“亦农亦工”、“亦农亦商”的生产者，等等。

对于今天的大多数中国学者来说，1979年以前所采取的那些方法，似乎是十分合理的；而1979年以后的“回归过去”的方法，反而有些难以理解。原因是前者符合那种公认的农业经济近代化的“正常道路”，而后者则与这种道路难以兼容。因此，虽然人们都承认1979年的改革的确导致了江南农业经济的迅速发展，但是他们对1979年以前和以后政策所体现的农业经济近代化方式及其后果却感到迷惑不解。人们只能说：江南农业经济的变化脱离了近